所谓跑着上学，因为开始没有交通工具，只能跑着上学；后来有了交通工具，又刻意跑着上学。

我第一次跑远路，大约5岁，跑的是小路，而且是夜路。

那年盛夏之时，父亲作为大队干部，带领社员在西代庄的窑场烧砖。也许是想我了，父亲头天晚上赶回家里，说是第二天一早带我去窑场玩几天。窑场在西代庄北边的黄河故道里，离我家有十几里路，我当时对这个距离没有任何概念，也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第二天鸡叫三遍后，我被父亲唤醒，半醒半睡地跟着走了。父亲背着行囊，在前面走得飞快；我跟在他后面，连滚带爬地跑着撵。因为走夜路，又是田间小路，我摔了很多跤，既不敢停又不敢哭，心中充满了对父亲的怨：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为啥对我如此狠心？不怕我走丢了？不怕我被狼叼走了？

其实，当时父亲一直用耳朵搜索着我的动静，把握着前后距离。到达窑场时，太阳刚刚爬上树梢。父亲对我说：走快点，摔几个跟头不要紧，等太阳爬过树梢，你就走不动了，要是在沙漠，或许会渴死在半路上。

高中时期，学到《李愬雪夜入蔡州》一课时，我突然意识到，父亲那次对我拉练，开启了我的长跑基因，树立了我长途跋涉的意识，也培养了我科学进取的智慧。

关于自己的晨跑习惯，第一次记忆，就是父亲的这次启蒙。之后，每到秋季，父亲总带着我和哥哥，每天五更起床，提着马灯，到村子外面一个很大的柿园里捡柿子。因此，家里每年都能收获一大缸天然的柿子醋。1978年，父亲去世后，母亲被关进了“学习班”，哥哥们在外地工作。那一年，家里分到了一块自留地。从此之后，我领着弟弟，天不亮就起床，先跑到村里村外拾粪积肥，之后再跑去上学，放学又跑回家里给弟弟妹妹做饭吃。母亲被关进“学习班”期间，每天还要给母亲送饭。那时候，十二岁的我勇担重担，心头的念想是“有山靠山、无山独担”。由于有了充足的肥料，家里自留地里种的麦子，总是村里收成最好的。因此，虽然吃了很多苦，见识了太多的世态炎凉，但从没让弟弟妹妹饿过肚子。

几十年来，我一直感觉，自己不停地跑着上学、跑着成长！因为社会一直在跑着，人若不跑，就会落伍，就会被社会所淘汰。

就普通人的日常出行而言，几千年来都是靠双腿，我小的时候称之为“11路公共汽车”。马作为战争资源，一直未能成为普通人的交通工具，后来和牛、驴一样，成为了农耕的主力。当然，牲口现在已经被农机所取代。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上世纪七十年代进入了自行车时代，九十年代进入摩托车时代，本世纪初进入了小汽车时代。普通人的社会认知半径，和日常出行工具密不可分。双腿时代是10公里左右，自行车时代是30公里左右，摩托车时代是50公里左右，小汽车时代是100公里左右，高铁时代已经是几百公里了。超过这个距离，人的心理就会产生陌生感。

从我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读小学，到八十年代末读完大学的近二十年，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快跑时代”。中国社会从双腿时代，经过短暂的自行车时代，快速进入了摩托车时代。实质上，在短短的一二十年中，中国社会普遍性地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

黑格尔讲过：“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记录这次“快跑时代”之前的社会点滴，是本文的写作目的之一。正如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自序中指出：谈及那一段历史，年轻人往往不以为然，恐怕时间久了，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诚为可惜。

一、家门口的小学生活

我出生在河南省兰考县大李庄大队（现大李西村）。大李庄大队原属红庙公社管辖，1975年划给了新成立的闫楼公社管辖。当时的大李庄大队由大李庄村和王庄村组成，人口近万人。由于人口太多，改革开放后，先后分拆为王庄村、大李西村和大李东村三个行政村。就大李庄村本身而言，听老人们讲，清朝时是三个自然村，东边是大李庄，由李姓人氏开创，主要是李、卞、赵、王、苗、秦、湛等姓氏家族居住；西边叫什么堡，主要是景姓和周姓两大家族居住；北边叫后岗村（我小时候叫后凸），主要是王姓大家族居住。由于三个自然村离得太近，慢慢地连在一起了，民国时期统一定名为大李庄。

令人不解的是，开创大李庄的李姓人家，上世纪七十年代就绝迹了，现在的大李西村和大李东村没有一户姓李的。我上小学时，见过最后一个李姓孤寡老头，他解放后被确定为贫农代表，在大李庄学校负责打铃。我记得李代表中等个头，满头白发，黑黑的脸庞上闪烁着一双大眼，浓密的络腮胡，满脸的树根纹，一副典型的老农脸谱。当时学校有一个老式的发条闹钟，李代表总是擦得铮亮，常提在手上。大铁铃挂在教师办公室门前的槐树上。李代表打铃时，准点无误、专业劲道。预备铃是一声：铛、铛、铛、铛；上课铃是两声：铛铛、铛铛……；下课铃是三声：铛铛铛、铛铛铛……；集合铃是连声：铛铛铛铛铛铛……。

李代表去世后，全大队的人都认为李姓绝户了。几年前，我和时任郑州市外侨办主任李陶然聊天，他突然告诉我，他的老家在兰考县大李庄，他爷爷辈小时候离开村子的。我听到后十分惊喜，原来李姓不是绝户了，而是升级了，进城了。李姓对于大李庄而言，是村子的开创者，先驱没有变先烈，是历史的庆幸，也是一种福报。

我的小学与初中，都是在大李庄学校毕业的。读小学时，家离学校只有几百米，多是听到预备铃响才开始往学校跑。预备铃和上课铃间隔10分钟，基本没有迟到过。有时候，父母带着弟弟妹妹去看望姥姥，让我上午放学后跑到姥姥家吃午饭。姥姥家住在学校北面的高寺村，中间隔着王庄、肖庄两个村子，跑个来回大约需要2个小时。我都是一放学就跑，跑到了就吃，吃完了再往回跑，也不耽误下午上课。

那时，家族中有个建良哥，家里开了个醋作坊，他总是趁着午饭前后，挑一担醋叫卖好几个村子。农村的午饭时间大约在下午1-2点钟，这个时间，人们都从田间地头回家做饭，家家都有烟火，醋卖得快。有一年夏天，我经常上午放学后，饿着肚子，陪建良哥跑着卖醋，下午再跑回学校上学。因此，我的商业实践是从小学开始的，非常理解生意人的生活苦楚。

二、槐林场的初中生活

大李庄学校原本是个优秀的大型小学，文革后期，突然不自量力地办起了初中部。教初中的老师很多是初中学历，教起学来十分荒唐。那时初中有一门机电课，上课时有学生问老师：电源关闭后，为啥马达还在转？老师回答说：马达里面还有点电渣。

我读初一时，全国正在如火如荼地大办“七二一”大学，而且一刀切、一阵风地办了三万多所。因此，大李庄学校的初中部，也跟风搬到沙土堆上的槐林场中了。沙土堆在村子南边，东西十几里、南北三五里，上面长满了槐树林。新校址离家大约三公里，三顿饭回家吃，一天下来，来回得跑20多公里。

我们白天跑着上学，有时晚上还得跑去槐林场巡逻护林。沙土堆是有名的乱坟岗。几百年来，三里五村的，谁家刚生下的孩子死掉了，都是直接扔到沙土堆让野狗吃掉，因为老家有风俗，死婴儿不能入土。我还亲耳听父亲讲过，他9岁的时候，曾在沙土堆上亲眼看见过土匪头子杀人，先把人杀得半死，再往身上浇棉花油点天灯。还有，村里有个周三叔，三十几岁讨不到老婆，有一年他外出挖河时，娶回来一个奄奄一息的新媳妇。那姑娘得了绝症，估计父母也是没钱给她治病，就信了巫婆的话，说是只要嫁了人，“大喜一冲”，病就好了。结果，嫁人还不到7天，可怜的新娘子就一命呜呼了。我亲眼看见新娘子被装到一口薄薄的桐木棺材里，拉到沙土堆上埋掉了。因此，夜里去沙土堆上巡逻护林，是一件十分恐怖的事情。

沙土堆东西头各连着一个自然村，东头是新园子村，西头是柳园村。学校在沙土堆的中间地带，以学校为界，将槐树林分为东西两个巡逻区。同学们三五人一组，自由组合，由大队的专职护林员带队巡逻。原则上，住在村东头的同学巡逻东区，住在村西头的同学巡逻西区，但也可以自由调整。我一直巡逻西区，原因是西头的柳园村，有一门家族中的远房亲戚，因此对西区有亲切感。

有一次冬天巡逻，那天晚上月黑风高。走到林场西端时，我们饿得实在走不动了，就跑到柳园村的远房亲戚家，要了几块冰冷的熟红薯填肚子。不想回程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几个迷路了，在一大片乱坟岗里转了很多圈，后来凭着狗叫声才辨明了方向。摸回家里时，鸡子都叫了。

在沙土堆上巡逻槐林场，走起路来十分吃力，因为每走一步，脚都会被沙土埋掉一半。经常累得半死，但也经常苦中作乐。秋天遇到白班时，巡逻前先找一处好记的地方，挖一个长条的梯形沙沟，上窄下宽，用干柴把沙沟烧热。林场边上多是生产队的红薯地，随便挖几个，丢到烧热的沙沟中，踩塌沙沟，上面用干沙封好，之后才开始巡逻。巡逻回来时，就能吃上热腾腾的烤红薯了。林场南侧有条黄蔡河，有时候也能抓几条鱼烤着吃。林场北侧，有一段搭界三队的葡萄园，和林场相隔几十米的开阔地。有一次夏天巡逻，我们几个从南边的黄蔡河里挖来胶泥，涂在赤裸裸的身体上，自己就和大地“天人合一”了。爬过那段开阔地，钻进葡萄园吃个溜够（河南方言：吃得心满意足）。那天看管葡萄园的是周六爷，他站在高高的木棚上向四周观察，但一直没有发现我们已经钻到他的眼皮子底下了。也许他压根想不到，林场巡逻队也会偷他的葡萄吃。

因此，后来我经常思考：和平年代，小乱子多出在外部，大乱子多出在内部；社会的强权部门，作起歹来，危害大着咧！

三、1976年

这种荒唐的教学方式之所以风靡全国，是因为毛主席1968年7月21日讲了几句话：“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

改变发生于1976年。那一年，元月份周总理去世，7月份朱总司令去世，9月份毛主席去世，10月份粉碎“四人帮”。

1976年的秋假，父亲的一位朋友把我接到山东省东明县疯玩了一个月。回程时走了一天的路，刚回到家门口，邻家小朋友景平均就跑过来神秘地对我说：“毛主席死了。”我两眼一瞪警告他：“小心把你抓起来。”回到家里，看到父母脸色深沉，都不说话，我感到景平均说的话是真的。几天后，全国统一召开了毛主席的追悼大会。大李庄大队在田野上给毛主席搭了灵堂，松枝白花间挂着毛主席像，大队民兵营的十几个精干战士，持枪肃立在灵堂两侧。大李庄学校几百名师生和全大队几千名社员，分别列队，低头肃立，面向灵堂集体哭泣，会场呜呜泱泱的。追悼会是由我母亲主持的，她当时是大队支书。树上挂的大喇叭里，播放着华国锋主席用方言念的悼词，我一句也听不懂。突然间，听见身旁的一个同学骂了另外一个同学两句：还真哭了？你亲爹死了？接着，身后的王运同学捅了我一下，低声说：“一会儿去打乒乓球哈。”

王运是我的同桌，比我大几岁，长得五大三粗，黑不溜秋，除了爱打架，其他啥都好，就是学习不好。我那时正在读《水浒传》，受卢俊义的管家“李都管”名字启发，我给王运起个外号叫“王都管”，他当时很乐意接受这个封号。追悼会结束后，我和王运跑回学校打乒乓球，不想被校长王长修撞见了。校长发了很大的火，当场踩扁了我的乒乓球，没收了乒乓球拍子，还说要拿去烧掉。我当时想，王校长是东村家族中一个老姑奶的儿子，按邻居辈分，我还得喊他爷爷。不看僧面看佛面，我攒了一年的零花钱，才买了一副乒乓球拍子，他不至于烧掉吧！于是，我让王运去“跟踪”校长，发现校长转来转去，最后回到老师办公室，踩着凳子，把乒乓球拍藏在内屋檐里了。当天下午，趁老师办公室没人的几分钟空档，我和“王都管”从后窗翻入室内，采取人驮人的办法，迅速拿到那副拍子，之后溜之大吉。

又过了大约一个月时间，一天下午放学回到家里，看到老八路周玉龙大爷正和我父亲面对面坐着，俩人不时地抱头痛哭。我问怎么又哭了？周玉龙大爷抬头告诉我：“孩子呀！娘娘被抓起来了。”我问娘娘是谁？他说娘娘是江青呀！

紧接着，拨乱反正、小平复出、恢复高考、“一批双打”、全国科学大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改革开放了，国家的大运回来了。

四、青春之歌的高中生活

高中时期，自行车基本普及了。高三时，母亲还专门给我买了一辆当时最时髦的“二六”自行车，俗称“大链盒”。但我经常把自行车借给别人，自己跑着回家，以此磨练意志。

高二上学期，期终考试完直接放年假。下午考完最后一科，当天下的鹅毛大雪积了一尺多厚，离家远的同学都没敢走。我感觉自己考得不错，心情很好，决定拉着同学陈胜轩雪夜归家，“马踏飞燕”，豪迈一番。我俩一出二中校门，就看到不远处停着一辆解放牌卡车，驾驶室里坐着女同学黄月的父亲。黄月的父亲，当时是闫楼乡供销社主任，和我父母是老朋友，我只要上前说一声，就能坐汽车回家了。陈胜轩倒是想坐车，我担心他耽误了我心中的“壮举”，就拉着他快速离去了。机缘巧合的是，陈胜轩大学毕业后，和黄月结婚了。

那天夜里，老天雪后放晴。苍茫大地，银装素裹；鱼肚苍穹，满空繁星。虽说没吃晚饭，但我俩的心情十分豪迈，一路上“指点江山”，时而高喊毛泽东那首《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每过一个村子，我俩的喊声都会引起一片密集的狗叫声。途中还即兴赋诗一首《雪夜归》，其中四句为“昼尽银装裹大地，夜半星月尽婆娑。最是豪迈处，雪野唱大歌”。二十多公里的雪路，连滚带爬，在雪野中亢奋了一夜，天亮前总算摸回了我家。

在县城的一中读高三时，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早起围着县城的内环跑一圈，大约有10公里吧！需要回老家时，往返三十多公里，我也多是走夜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社会治安非常好，路上也很少见车辆，夜道十分安全。一路上，总是和“路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很是豪迈，很是嘚瑟。

我想，自己走夜道的功夫，得感谢父亲的启蒙教育吧！

说到启蒙教育，得写写我的高中老师。我的《心歌远方》发表后，惊动了兰考县委统战部长刘广亮先生，他找到了一张老照片发给我。那是一张兰考一中1984届高三（二）班的毕业留念照，我当时是高三（六）班的班长。在照片中，我认出了自己的三位老师，分别是数学老师宫润芝、政治老师何渊、体育老师申继祥。

二排左一为宫润芝老师，左二为申继祥老师，左五为何渊老师

宫老师是浙江人，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敦厚的中等身材，常年留着大平头，黑黑的国字脸上闪烁着一双大眼睛。宫老师当时家在开封，平时一个人住在学校北侧的一间教师平房中。初中时期，我的数学老师是家族中的大奎叔。大奎叔高中毕业，数学功底不深，每逢遇到学生问到疑难问题，他总是先交给我连夜攻关，第二天一早再公布答案。初三时，全乡数学竞赛，我得了第一名，并从此对数学入迷了。高中时期，我经常一夜不眠，最后为解通一道数学难题而欣喜若狂。因此，在一中上学时，我经常半夜敲开宫老师的房门问难题。宫老师从来没烦过，反而教了我很多深奥的函数知识。基于这个功底，大学一年级时，全校二千多人参加的《高等数学》竞赛，我又拿了一次第一名。对于宫老师，我内心一直很敬佩。更令人敬佩的是，每逢女学生到他的宿舍问作业，宫老师总是先开灯、开门、开窗，再请学生进门，十分注重师道尊严。

兰考一中1984届高三（六）班名单

何渊老师是解放前老河南大学毕业生，政治学功底深厚。和宫老师一样，何老师也是家住开封，每周“走读”到兰考一中上班。教我们政治课时，何老师大约已是六十岁的人了，瘦高个，白白的瓜子脸，稀疏的大背头，一副黑边的高度老花眼镜后面，深藏着一双带血丝的大眼睛。他一直表情严肃，眼神忧郁，学生们一般都不敢和他对视。何老师对复读生恨铁不成钢，高三开学的第一堂课，我至今记忆犹新。他看到有很多自己熟悉的复读生，一上讲台就开批了：“老十八们，又来了？胡子一刮，还是十八。复习几年都考不上，知道啥叫丢人吗？”接着又严肃地自嘲一番：我考大学前，老师告诉我，上大学的日子好过，跟老蒋差不多。老蒋过的啥日子呢？夏天躺在竹板床上，床前支着油条锅，床后挂着糖罐子，先咬一口油条，再馕一把糖（馕：河南方言，拼命地往嘴里塞食物）。台下顿时哄堂大笑，何老师总是这样，先“骂人”，再调和。

申继祥老师人高马大，圆胖脸，大眼睛，白皮肤，总是一副松松垮垮的样子，不紧不慢，和风细雨。他的办公室在学校二进门口的体育器材室中，房间很大，因为带了很多体育特长生，总是有人进进出出。有一次，他组织我们班五千米长跑竞赛。跑步是我的拿手戏，我轻松地得了第一，从此引起了他的重视。之后，申老师经常把我叫到办公室，教了我很多田径知识。所以，我上大学后的选修课，田径就是其中之一。申老师那时鼓励我，如果能拿到省级健将，高考可以加分。我当时已经被评为开封地区的三好学生，高考可以加10分，所以就放弃了。再说，省级运动健将也不是好拿的。

说起申老师，得说说他教的体育特长生。有很多同学，学习成绩一般，但十分热爱体育。申老师因势利导，培养了很多体育特长生，并进入了大学校门，我的好朋友张胜利就是其中一个。

高三的一个冬晚，我正在教室推算一道数学难题，体育委员张胜利突然跑过来，慌慌张张地告诉我，班上一个女同学被男友甩了，闹着要自杀。那位女同学是复读生，原和男友是同班同学。她的男友是体育特长生，也是我的朋友，上一年考到郑州上大学了，这家伙到了省城有啥变化，咱也不知道。我感觉事情有点复杂，瞪了半天没说话。张胜利着急地说，双方都是好朋友，你是班长，出面摆平吧！我回答说，好吧，你去找她吧！那天晚上，张胜利发疯地到处跑，终于找到了她。我们仨在一中西边的冰湖边上谈了很久，我双脚冻得生疼，就说，我们去火车站候车室说吧。在火车站候车室里，终于做通了女同学的思想工作。跑回学校时，大门已经紧闭，只能再跑回火车站候车室，三个人干瞪眼坐着。早上六点钟，听到学校的起床铃，我们才跑回学校，接着跑早操。

张胜利还有一次惊险的跑法。也是一个冬晚，兰考电影院放映《预备警官》。当时班上的生活委员是丁秋生，他热心地鼓捣我和张胜利一起去看一场。开演前，张胜利抽烟，年轻的女监督员拿手电筒照照他，本是示意不能抽烟。张胜利很不耐烦，直接把烟头扔在人家脸上了。那女孩也不是瓤茬，直接走过来，劈脸给了他一耳光。张胜利觉得这人丢大了，决心伺机报复，我一直安慰和劝阻他，但是，事情还是发生了。电影放映到中场时，灯光黑暗，张胜利早已观察到那个女孩坐在后排打瞌睡。我一眼没看见，张胜利就跑过去进行了偷袭，之后弓着腰，跑到一个角落坐下来，反穿大衣，继续看电影。电影散场后，走出放映厅，发现整个大院灯火辉煌，院子大门紧闭，旁边派出所的干警集体出动，逐一排查张胜利。我在院中观察了几秒钟，迅速往南一指，张胜利已经跑进露天厕所，翻墙而逃了。后面有人追，就是追不上。等我和丁秋生回到宿舍，可爱的张胜利同学，没有洗洗，已经睡了。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经济学中，有个名词叫“机会成本”，是指有时候选择经营一个项目，必须放弃其他项目，其结果可以用货币衡量。其实每个人恋爱结婚，也有“机会成本”，但其结果却无法衡量，并可能有天壤之别。所以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人生更是如此，不管选择什么路径，人人都想成功，结果却无法衡量。但是，所有成功的人文要素，都离不开读书、跑着、坚忍、怀旧等等。

读书的好处，就是让我们落后于时代，尤其是落后于那些时髦的、堕落的时代；跑着的好处，就是让我们始终处于竞技的状态，天真地付出，成熟地接受；坚忍的好处，就是理想中非你不可，现实中没你也行，也不会因为被疯狗咬了一口而停止前行；怀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不会忘本，从而建立底线意识，脚踏实地，感恩惜福。

人有所成，决定于方法论，方法论决定于世界观。而每个人的世界观，都是他读书与经历的思想提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