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济阳县，秦朝时隶属于砀郡，汉朝时隶属于陈留郡。唐朝贞观中期，济阳县废入冤句县。冤句县也是秦汉古县，辖域为现东明县的大部分地区。唐朝景龙元年（公元707年），曾在山东邹平市重设济阳县，但在唐朝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那个济阳县并入高苑县。今天的济南市有一个济阳区，原来也叫济阳县，不过是在南宋时期设立的。

        济阳之名，源于济水。古代所谓“五岳四渎”，“五岳”不言而喻，“四渎”是指各自独立流入东海的内陆河流。金元之前，在今河南境内的黄河南侧，有一条济水河道。济水“三隐三现”，独立入海，原和黄河、长江、淮河一起，被称为中国古代的“四渎”。济源、济阳、济宁、济南等地名，都是因济水而得名。金元之后，黄河河道南移，先“夺淮入海”，逼迫淮河借道长江入海。到1855年，黄河突然在兰考县铜瓦厢摆尾东北方向，侵蚀淤塞了济水河道。今天的黄河河道，郑州到济南这一段，大部分和老济水河道重叠了。所以，古代的“四渎”，今天只剩下黄河与长江了。

         汉武帝刘彻曾在济阳县修建了一所“济阳宫”，作为自己巡视天下的行宫之一。西汉末年，刘秀的父亲刘钦任职济阳县令，刘秀就出生在“济阳宫”里。刘秀六岁时，刘钦调任到南顿县（今河南项城一带），刘秀也跟着父亲离开的济阳。后来，刘秀起兵反王莽，一开始战事不利，曾经逃回“济阳宫”，躲过一阵子。因此，兰考是出过正牌开国皇帝的，而且是从兰考出发，一路打拼成长为皇帝的。

 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在济阳建一个“济阳宫”呢？有两个线索可供探讨，一个是黄河决口，一个是泰山封禅。下面，我们先分析一下第一个线索。西汉时期，黄河在现河南省境内的流向，大体上是从洛阳北侧的孟津县，流向新乡南侧的延津县，再经现濮阳市南郊流入山东境内。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西汉时期的两次黄河决口。一次是汉文帝时期的酸枣县（今延津县）决口；另一次是汉武帝时期，在现濮阳市西南郊的瓠（hù）子决口。

 汉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在今濮阳市郊区新习乡境内的瓠子地发生了决口，向东南流入钜野泽（亦称大野泽，今山东巨野县境内）。之后，黄河夺泗水、冲淮水，导致十六个郡受到大灾。当时西汉的丞相是武安侯田蚡，他是汉武帝的舅父。田蚡的封地就在决口附近的黄河北岸，今山东省夏津县一带。黄河从南岸的瓠子决口，田蚡的封地再无黄河之忧了。田蚡当时向汉武帝进谏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于是，汉武帝就对黄河放任自流了。

 二十二年后的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第一次到泰山封禅，看到了灾区百姓的疾苦，愧心于上苍，于是决定封堵瓠子地决口。

 《史记?河渠书》中记载：“于是天子已用事万里沙，则还自临决河，沉白马玉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已下皆负薪填决河。”就是说，汉武帝泰山封禅之后，到东海万里沙处祭了海。之后回到黄河决口处，沉白马玉璧祭黄河。并命令随行将军以下的官员，都背柴负薪去堵决口。其实，同时还征调了上万名河工，但工程进展十分困难。为此，汉武帝在封堵瓠子决口期间，先后作了两首《瓠子歌》，以壮士气。堵住决口后，汉武帝又在决口之地建了一座“宣房宫”，以示皇恩浩荡。

       关于汉武帝的两首《瓠子歌》，有几个版本，大同小异。前一首写洪水造成的危害，后一首写堵塞决口的战斗场面。粗略综合整理为白话文，大意如下：

《瓠子歌一》

瓠子决口啊天将奈何？

水势浩大啊人间不安！

山已削平啊仍堵不住！

钜野之泽啊四处流淌！

鱼虾喧嚷啊逼近冬日！

河水横流啊仍不臣服！

蛟龙驰骋啊游向远方！

水归旧道啊需要神助！

若不封禅啊怎知此事！

我怨河伯啊为何不仁！

泛滥不止啊愁煞本尊！

淮水泗水啊都已流满！

缓缓流淌啊不思回返！

《瓠子歌二》

河水汹涌啊激流潺潺！

北流迂回啊疏浚太难！

用尽柴薪啊已沉玉璧！

河伯已应啊柴薪不足！

柴薪不足啊卫人之罪！

烧饭用尽啊怎么堵水？

伐尽竹园啊以阻土石！

        司马迁在《河渠书》中最后写道：“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就是说，司马迁当时也在现场，他也背着木柴去堵宣房宫旁的瓠子决口，为皇帝所作《瓠子歌》感到悲伤，从而写了《河渠书》。

 从司马迁的记载中，可以分析出，在封堵瓠子地决口的过程中，汉武帝常在现场督战。那么汉武帝当时住在哪里呢？下面，我们再从第二条线索上分析一下。

 自古以来，到泰山封禅的皇帝共有六个，分别是秦始皇嬴政、汉武帝刘彻、汉光武帝刘秀、唐高宗李治、唐玄宗李隆基和宋真宗赵恒。除了汉武帝，其他五个皇帝都是在任期内到泰山封禅一次。但汉武帝一生好大喜功、偏爱迷信、个性张扬、作风豪迈。他在二十七年内，十登泰山，六次封禅。

        从封禅路线上讲，根据当时的黄河和济水的走向，汉武帝应该是先从西安到洛阳。然后沿济水东下，过开封，经济阳，再东临泰山的。其中，开封以东的路线，大体上也是后来宋真宗赵恒泰山封禅所走的路线。在长达二十七年的时间内，汉武帝十登泰山，文武百官，前呼后拥，浩浩荡荡，车马劳顿。因此，在沿途修建皇帝行宫，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应该就是“济阳宫”的来源。

 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历史》上讲，济阳县在今兰考县东北，就是现在兰考县固阳镇到南彰乡一带。这个地方离瓠子地决口地，直线距离不超过八十公里。因此，汉武帝在封堵瓠子地决口期间，也许就是住在“济阳宫”，以便随时阵前督战的。

 那么，“济阳宫”在历史上真实存在吗？它当时在哪里呢？我们在正史中考据一下。东汉有位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音乐家，叫蔡邕（yōng）。蔡邕是河南杞县人，也是著名才女蔡文姬的父亲。蔡邕一生学富五车，著作等身，藏书万卷。明人张溥编辑的《蔡中郎集?卷五》中，有这样的记载：“济阳有武帝行过宫，常封闭，帝将生，考以令舍下湿。开宫后殿居之。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帝生，时有赤光，室中皆明，使卜者王长卜之，长曰：‘此善事，不可言。’岁有嘉禾，一茎生九穗，长于凡禾，因为尊讳。”

 这一段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济阳有汉武帝的行宫，常年封闭着，刘秀帝快出生时，县衙的寝舍潮湿，刘钦县长一家住进了济阳宫后殿。建平元年十二月初一夜里，刘秀帝诞生了，当时天放红光，屋内通明，于是请占卜人王长算卦。王长说：“这是大吉之事，神机不可外泄。”济阳当年长出了奇异的谷子，一颗谷上结了九个穗子，而且比一般的谷物高，因此取名为秀。

        但是，以上这段话并不是蔡邕写的，而是他整理收录的《光武济阳宫碑》，此碑是一个叫尹巩玮的人立的。碑文中有一段写道：“小臣河南尹巩玮，先祖银艾封侯，历世卿尹，受汉厚恩，玮以商箕馀烈。郡举孝兼，为大官丞，来在济阳。愿见神宫，追惟桑梓，褒述之义，用敢作颂。”

 这一段译成白话文就是：小臣是河南的尹巩玮，祖上封侯，历代为官，感念大汉厚恩。到我尹巩玮这一辈，蒙祖上遗恩余烈。郡上举孝廉，我当上了大官丞，来到了济阳县。天随人愿，见到了神宫。追思乡土，心怀敬意，斗胆作文，用来歌颂。

 需要说明的是，尹巩玮所称的“河南”，并不是今天的河南省。秦汉时期，以西安为中心，以黄河为参照物，把现在山西西南一带称为“河东”，把现在陕北黄土高原一带称为“河南”。这有点像欧洲把西亚地区称为“中东”一样，需要放在一定的历史空间中去理解。
       蔡邕生前最大的愿望是编书写《东汉史》，因此，他一生颇爱收录各种碑帖，记录历史，做了大量准备。但由于蔡邕介入了董卓和王允的政治斗争，最后被王允收狱，死于牢中。历史记载，蔡邕有个女儿被封为济阳县君。

 蔡邕身为国之重臣时，去济阳视察工作，看望女儿，发现并收录《光武济阳宫碑》，也在情理之中。从碑文中分析，这个叫尹巩玮的大官丞，是碑文的原创者。并且，尹巩玮的生活年代明显早于蔡邕。

      《后汉书?光武帝纪》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但和蔡邕的记载大同小异。《后汉书》是南北朝时的范晔所作，范晔比蔡邕小265岁。史学界研究发现，范晔所作的《后汉书》，大量引用了蔡邕的研究成果。
      《二十四史》中，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被称为前四史。在前四史的编写时代，朝廷干预得少，作伪也少，相对而言，可信度更高。综合分析，在历史上，济阳宫是确实存在的，位置应该在今天兰考县的固阳镇以东一带。同时，刘秀诞生于济阳宫，也是有史实依据的。

——行者2020年5月12日于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