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柱,1966年10月生,河南兰考人,中共党员,北京大学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海马集团董事长,海马汽车创办人、海保人寿创办人。
仪地的一个小官请求会见孔子,说:“凡是到这个地方的君子,我没有不求见的。”孔子的学生们领他去见孔子。出来以后,他说:“你们几位为什么担心没有官位呢?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因此上天将以孔夫子为圣人来教化天下。”
对于《论语》中的“仪封人”,朱熹《论语集注》八佾第三注解为:“仪,卫邑。封人,掌封疆之官,盖贤而隐于下位者也。”也就是说,《论语》中的“仪封人”,是指卫国仪邑管理边境事务的官员。
因此,“仪封人”是“仪邑”的“封人”,不是“仪邑人”。同时,历史上也确实存在一个“仪邑城”,因此“仪封人”也不是“仪邑城人”,更不是“仪封县人”“仪封乡人”。搞清以上这几个“人”,首先要搞清仪邑、仪邑城、仪封城三者之间的区别。
在有关“大梁城”的历史研究资料中显示,魏武侯时,魏国开始向南发展,并于公元前391年大败楚国于仪邑、榆关(今河南中牟南)。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9年),魏国将国都从山西安邑(今山西夏县)迁至仪邑。也就是说,仪邑是大梁城的前身,但这个“大梁城之说”,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撑。
《史记·楚世家》中记载:“十一年,三晋伐楚,败我大梁、榆关。”就是说,楚悼王十一年(公元前391年),韩赵魏三国攻打楚国,楚国丢了大梁、榆关。文中并没有提到仪邑。
《史记·魏世家》中记载:“三十一年,秦用商君,东地至河,而齐、赵数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就是说,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9年),秦国启用商鞅,夺取魏国的河西地区,而魏国又数次败于齐国与赵国,安邑离秦国太近,于是迁都大梁。关于魏惠王迁都时间,有三种说法,分别是魏惠王六年、魏惠王九年、魏惠王三十年,但均说是迁都于大梁,均未提到仪邑。
另据晋国与魏国史官编著的《竹书纪年》记载:“显王(名扁):‘四年夏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梁”。就是说,周显王(名扁)四年,是甲寅年,这一年夏天的四月份,魏国迁都到大梁。文中同样未提到仪邑。
还有民间资料记载,“仪邑”在历经战国与秦代消失后,改称为“浚仪县”,并迁到了老丘附近,即汉代陈留郡浚仪之地。北宋期间,浚仪县改名祥符县(今开封市祥符区)。但这个说法,也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撑。
上古时代,邑的含义与国、城、都诸字相通。商周时代的“邑”是泛称,人口聚集的居落均称为邑。宗庙社稷即政治中心所在的邑,称为都城。《左转·庄公二十八年》记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秦朝实行了“郡县制”以后,邑的概念逐渐模糊了。
卫国是周武王之弟康叔的封地,当初是西周最重要的封国之一。周武王让弟弟坐镇刚刚吞并下的殷商之地,“启以商政,疆以周索”,以防东方之乱。因此,卫国初期时的封地很大,大体是现在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其西南边疆在今天的封丘一带。卫国的国都原在朝歌(今河南淇县境内),公元前659年迁都于楚丘(今河南滑县境内),公元前629年又迁都于帝丘(今河南濮阳市郊),公元前239年被秦国赶到野王(今河南沁阳境内),不久后,卫国就灭亡了。卫国是诸侯列国中最后一个被秦灭亡的,在诸侯百国中,卫国国祚最长,长达907年。
春秋后期,从公元前496年起,孔子开始周游列国十三年。孔子先到了卫国,得到了卫灵公夫人南子的青睐,住了十个月。之后孔子又多次到卫国。这个时期,卫国的国都在濮阳。作为卫灵公的高参、南子的座上宾,孔子巡视卫国的西南边疆封丘,是完全可能的。
封丘之地,春秋时归属卫国,战国初归属韩国,为兵家必争之地。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当时封丘的状况。
而封丘的东侧是宋国,由于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是宋国公主,卫宋两国长期交好。
清·阎若璩《四书释地续》云:“卫仪邑城在今开封府兰阳县西北二十里,乃卫西南境,距其国五百余里。”这个位置,就是老丘东北约二十公里,现在封丘县黄陵镇以南地带。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之前,商周时代“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布指为寸,布手为尺”。土地管理则采用井田制,“方一里为井”。推算下来,1尺≈16.9cm,10尺=1丈。所谓“丈夫”,也就是身高一米七左右的成年男人。到了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尺寸有所放大,1尺≈23.1cm,1里=150丈。所以,1里大约等于347米。所谓“五百余里”,大概是现在的170多公里。这个距离,大约就是封丘黄陵镇到濮阳市区的土道距离。
河南省西平县也有一个仪封村,相传孔子周游列国时,曾两次在此设坛讲学。但西平县春秋初期为柏国所辖,公元前531年,柏国已为楚国吞并,而且西平县与濮阳相距太远。因此,西平的仪封村,当时不可能是卫国的边邑。
仪封城,就是仪封县城。那么,仪封县城的由来是什么呢?
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之《金史》,在卷二十五“志第六”中记载:“东明初隶南京,后避河患,徙河北冤句故地。后以故县为兰阳、仪封,有旧东明城。”就是说,为避河患,东明县迁到了黄河以北的冤句县故地。后来,在东明的老县域内成立了兰阳、仪封两县,并留有了旧东明城。
《金史》卷二十五“志第六”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考城宋隶东京,正隆前隶曹州,后来属。有葵丘、黄河、黄陵岗——元光二年改为通安堡。”这里写得很明确,当时的考城县境内,有齐桓公会盟诸侯的“葵丘”、有黄河、有在元光二年(1223年)改名为通安堡的黄陵岗。
兰考县志对设立仪封县的记载有些漏洞,但其中也借用了《秋涧集》的部分说法。元代王恽《秋涧集》记载:“金正大年间(1224年~1232年),割考、襄、东明之三邑地,立治于黄陵岗之通安堡为仪封县。”我没有读过《秋涧集》,但总体上同意王恽的观点。所谓“割考、襄、东明之三邑地”,“考”是指当时的考城县,“襄”是指当时的睢县,“东明”是指当时的东明县。根据历史材料分析,其中,割考城的地盘包括黄陵岗,割东明县的地盘包括今天的固阳镇一带。
无论是《金史》,还是《秋涧集》,从中可以肯定的是,仪封县城1232年始建于考城县黄陵岗,只是当时朝廷将考城县黄陵岗割给仪封县了。
那么,黄陵岗在哪里呢?有学者提出,黄陵岗是和兰考隔河相望的封丘县黄陵镇;也有人指出,仪封县城最早在兰考县葡萄架乡的韩湘坡村,其实都不然。
景家家谱中记载,明初洪武年间,始祖景仁从山西省蒲州府临晋县(今山西省临猗县),移民至大名府东明县(今山东省东明县)朱岗寺后景庄。我分析当时就是朝廷组织的黄河河工,以工代赈。明英宗十三年(1448年),三世祖景旭南移,迁居仪封县城东五里铺。家谱中记的“仪封县城”,应是建于黄陵岗的仪封县城。因为黄陵岗离朱岗寺很近,搬到县城边上住,也许是为做点小生意过日子吧。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因黄河泛滥,河道南移,十世祖景玉临南迁至考城县沙沟村(今兰考闫楼乡高寺村)。这个记载完全符合历史,这一年黄河确实发了大水,考城县城就是这一年从现民权县境内,迁到了现兰考县固阳镇的。清嘉庆元年(1796年),十三世祖景士奇迁至我老家,现兰考县闫楼乡大李西村。
在这里引用并分析家谱,只是想佐证,最早的仪封县城,不在今天的兰考县仪封乡所在地。同时,也想说明,我们很多人的命运,都和黄河的变迁息息相关。
有资料记载,明洪武二十二年,仪封县城从南彰乡内的黄陵岗,往南迁徙到了现址白楼村,途中可能在现葡萄架乡韩湘坡村落过脚,但缺乏科学的证据支撑。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春秋战国时期封丘东边兰考地域的情况。孔子周游列国前期,卫国东南紧邻曹国,今天的兰考地域分别属于宋国和曹国。公元前487年,也就是孔子周游列国第9年,宋国灭了曹国。之后,兰考大地为宋国所有。直到公元前286年,齐、楚、魏三国联手灭宋后,兰考地域被魏国瓜分。所以,兰考地域一直在卫国的疆域之外,卫国不可能在现在的兰考境内设立边邑。
今天的兰考县的仪封乡,源于金代以后的仪封县,显然不是《论语》中的“仪封人请见”地原址,但却是“仪封人”的延续。
1194年,黄河在今原阳县决口,灌封丘县南下,先夺泗水,再从淮阴(今淮安市)夺淮河入东海。卫之“仪邑”也许就是这次被黄河冲走的。38年后的1232年,金人在中原重建“仪封”之地,关联孔子,似有收拾人心、教化社会的治国意图。因此,从人文角度讲,今天的兰考仪封乡,和《论语》中“仪封人请见”地是有关联的,可以理解为“仪封后人”。
其实,这种人文关联是有效果的。仪封县后来出过两个伟大的人物,一个是明代的“一代哲人”王廷相,一个是清代“天下清官第一”的张伯行。此两人,都是一代鸿儒,师传孔孟。
在明朝“心学”大行其道之时,王廷相和王阳明针锋相对,提出了“气学”理论,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开创者之一。王廷相的老宅在现仪封乡老君营村,我初中时期曾专门跑去探访过,深宅大院,断壁残垣,令人唏嘘。庆幸的是,我家贤惠的弟媳妇王连菊,就是老君营村长大的,并且是王廷相的嫡亲子孙。
关于张伯行,其清廉之节不逊于海瑞,康熙帝称之为:“伯行操守为天下第一。”张伯行的名言是:“我为官,誓不取民一钱。”为此,他曾写过著名的《却赠檄文》:“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对于“仪封”,我少年的记忆是吃不完的葡萄与苹果。高考后的一个星期天,曾和同学搞过一次郊游,从县城第一化肥厂北侧的一条土路,一路向东,走了两个多小时。到达仪封园艺场后,吃够了葡萄,又满载而归。
——行者2020年5月13日于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