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殊菩萨的道场在五台山，观音菩萨的道场在普陀山，地藏菩萨的道场在九华山……人间也是如此，酒场、茶道、咖啡屋验证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当前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屌丝的力量往往在“场景传播”中整合资源，发力发功。因此，道场文化，往往具有巨大的内生力。

一、从正科级木匠说起

1988年，十万大军闯海南，我就是其中之一。刚去不久，我就被任命为公司技术科长兼团委书记，同时兼任公司主持人、摄像师、电传译员、技校老师等多重角色。

记得有一个星期六，公司领导带我去泰华大酒店吃早茶，看到一个进口长条桌，造型十分洋气。当时公司积攒了大量KD件包装板，领导问我能否用包装板仿制出来，我回答说试试吧！

其实，对于木匠活我还有些底子的。小时候在农村生活，就觉得木匠是村里最大的“科学家”，所以经常到木匠家义务劳动，也学会了一些粗活。

那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带着卷尺和绘图工具，返回泰华大酒店，要了一杯扎啤，独占一个洋气的长条桌，边喝酒边测绘长条桌的尺寸。第二天就跑到公司木工房锯出了大料粗样。几天之后做出第一张“样桌”，全榫卯结构，没有用一个钉头。做了“晃载”试验之后，发现榫卯结构不合格，又先后改进了好几次。

       当第一张成品交付公司领导验收时，得到了高度肯定，当场被任命为“正科级木匠”，并要求正品涂黄漆，命名为“小黄桌”。之后，我带领公司木工房员工批量生产几百张“小黄桌”，成为了公司各部门及员工家庭最受欢迎的标配家具。

“小黄桌”的成功给了我巨大的自信。在担任公司第一任冲压车间主任后，利用业余时间，我带领员工在厂房半空中又成功搭建了公司第一座“车间道场”，办公楼、会议室、工具室、员工休息室等一应俱全。三十几年过去了，这个“车间道场”至今仍在一汽海马第一工厂内，堂而皇之地“上着班”。

当然，作为海南建省后第一批公派日本的研修生，日本的道场文化对我影响最大。东京银座的办公楼、伊藤忠商社的办公室、野村证券的会议区，无一不闪耀着国际范的光辉形象。就连日本的家庭，温馨的厨房、整洁的卫生间，也都是主妇们成就自我的“家庭道场”。

二、第二次创业成功后的“富润屋”

2002年前后，第二次创业成功，我决心学习日本公司，打造“海马道场”。

首先，让公司全体管理部门搬离出办公楼，砸掉各家独占的“黑格子”，每层楼基本全打通，按科研流程打造成了海马汽车技术中心。接着，引进美国工厂制造商，建成了海马汽车现代化的总装车间。在总装车间东端建设了接待大厅与演播厅。在这个接待大厅里，接待过李克强总理、汪洋主席、王岐山副主席、吴邦国委员长、李鹏总理等几十位党和国家领导人。

最后，对全厂区进行了花园化改造。这次公司“富润屋”之后，一汽海马公司二十年没变化，沿用至今。

2005年，作为第三次创业的孵化基地，总投资5亿元，打造了海马汽车上海研发基地。第一次提出了“国际化、科技化、人文化、园林化”的公司理念。建成后，一时成为上海张江地区的样板标杆，参观人员络绎不绝。在那里，我偶遇并结识了时任上海交大副校长、现任上海交大校长林忠钦院士。更为巧合的是，我和林校长后来都成为了湖南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成员。

其实，公司办公室场所就是企业文化的道场表现，而企业文化和客户关系、创新力等软资源，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要素。因此，看了一个公司的办公场所，就能感觉出这家公司的半斤八两。就好比一个女孩，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着装是审美的体现，颜值是一般竞争力。但女孩子的核心竞争力，是举止之间流露出的内在涵养和底层气质。

历时13个月打造的海马集团办公室

      目前，在我推动海马集团国际化二十年后，公司内部仍然存在很多封建官僚，一有机会他们就妄图“复辟”，打造自己的封建又封闭的官僚道场。

创办红燕堂酒店初期，酒店行政人员都在地下室办公，我当时也没有当回事。有一天，我巡检到此，吓了一跳！黑暗的地下办公区居然被分割成若干个黑格子。而酒店领导个个像幽灵，分别藏在自己的“墓穴”中管理着我的红燕堂。

一群“鬼式”管理，是干不好人事的。所以那几年，酒店每年亏损一千多万元。后来审计发现，酒店高层领导每人占用一间客房作为午休专用；中层领导每人每月都有定额的招待费，用不完可以在酒店请自己的家人白吃白喝；每个员工每年发两双皮鞋，穿不了可兑换现金；同时，库房里积压了上百万元无人问津的高档食材，等等。

当然，后来在海马地产公司内部，也发现了内外勾结、绑架公司、贪污腐败的内鬼。这些都是在黑暗潮湿的封建道场中，必然长出的毒蘑菇！所以，企业的办公道场，必须开放开通，阳光明媚！

三、装神弄鬼的道场是自欺欺人

在海南建特区初期，我见过很多形形色色、装神弄鬼的道场，其中之一典型且著名。

记得第一次去拜访，门前通道上摆着约30米长的红地毯，地毯西侧笔挺着十几个“小平头”，个个头带耳麦，手握对讲机，让人感觉神秘悚然。

迈进宽大的办公室后，首先是一个巨大的屏风，屏风后约十米之处摆着一个巨大的案台，目测比电影中县太爷的案台大得太多。案台后上方悬挂着一幅莫名其妙的招牌，但虎皮大班椅上却空无一人。我顿时感觉自己像林冲，误闯了贼人的“白虎堂”。闻声侧目，左侧约十米之外端坐了两个身着古装的“仙女”，一个弹古琴，一个掌老茶。再扭头右看，只见这哥们在十米之外空旷场地，一身素绸，红袜子下面踩着“千层底”，正在醉打太极拳，口中还念念有词，听着类似印度的古梵语。

这个装神弄鬼的道场，当时着实把我镇住了。后来听人说，这哥们果然会说几句梵语，据说曾得到过季羡林老师的亲传，不知是真是假。

此后，在这个道场中，这哥们俘获了一个当红的电影明星。他立马抛妻弃子，在北京买了一座大四合院，给新欢建了一个“天仙道场”，据说光贴身丫鬟就养了十几个。

当然，这种装神弄鬼的道场是长久不了。十几年后，这哥们债务缠身，远逃日本，最后客死东洋。

后来，我在给学生上课时，讲得最多的是中庸之道和德康家训。我经常提醒自己的学生：将来成功后，想堕落就和明星谈恋爱，想破产就和明星结婚吧！

四、从樱花楼“巴比伦之囚”到MEET ON海汇港

第二次创业成功不久，自己就被迫“下岗”了。随后，各种有备而来的检查审计铺天盖地，自己好像草原上一头落单的角马，被一群饿狼疯狂地撕咬着，我唯一能做的是困守樱花楼。原因在于，当时我已举家迁到上海，但却是有家不能归；自己亲手打造的“海马道场”，地大物博，却无我的立锥之地。

当时，樱花楼刚刚装修完毕，窗外一墙之隔，是当今中国首富钟睒睒先生的海南养生堂制药公司。这家公司总是半夜生产，动静着实不小。同时，海南天气炎热，为了睡眠，只能门窗紧闭，樱花楼成了我的“巴比伦囚牢”。

一年之后，我开始批量白发、脱发，每周高烧不退，最后发展到一切退烧药物失效，医生只能把我放入“冰棺”，物理降温，听天由命。

再往后，心情抑郁，悲观厌世，总想跳楼。有一次夜间昏迷摔倒，醒后躺在冰凉的地板上，干吹了一瓶白酒，突然想起了我的白发老娘，大哭了一场。我决心发身自救，决不随心而亡。之后，逐渐断了一切抗生素药物，用快走锻炼康复，固本培元，一年后成功痊愈。

十五年后，偶然检测了樱花楼的甲醛含量，居然还超标13倍。终于找到了罪魁祸首，这也是我后来在河南开创“除霾控醛”青风公园、呼吸住宅的原始动力。从此，我成了一名反装修主义者，并拒绝一切化学品。洗头、洗澡、洗衣，不用任何洗涤剂，也不用任何护肤品。每天一次早冷浴，之后两百俯卧撑，一直坚持到今天。

2008年，来河南第三次创业后，自己的办公室一直面徒四壁，杂物成堆。一把假皮椅，一坐就是十二年，椅背早已脱皮了。进过我办公室的人，理解的说我太低调，不理解的说我没文化。

       其实这十二年，我正苦心打造着自己的文化大梦。这个文化大梦就是自己早年在日本研修时，决心开创的中国版“东京六本木”。

有缘的是，郑州东区CBD的原创设计者是日本著名建筑设计大师黑川纪章先生。黑川纪章先生去世后，他的嫡传弟子兼得力助手周定友先生，一直在郑州东区坚守着黑川之梦。这些年，我和规划大师艾轶峰、商业奇才白亚东等灵魂互动，在周定友先生的指导下，成功打造了海汇港的一期工程。

       对于海汇港，上海新天地、北京三里屯、成都宽窄巷子等只能参考街区设计。但整体架构上，我系统对标研究了东京六本木、伦敦金融中心、香港圆方、上海虹桥交通枢纽等。海汇港承载着我的三步梦想。第一步，打造由国际元素、时尚元素、精致元素构成的城市会客厅；第二步，打造由“钻石楼”“被动楼”“行者书院”“美术馆”等为底蕴的文化CBD；第三步，最终打造成“眼觉、耳觉、嗅觉、味觉、体觉、感觉”六觉良好，“地上、地下、楼身、地铁、高铁、直升机”立体六通的立体文化城。从而缓解当今城里人“工作+生活”、三个八小时往返奔波的疲倦状态，推动城市文明迈上一个新台阶。

在海汇港一期工程建成后，作为第四次创业的宣誓，我决心在3A号楼打造海马集团“国际化、科技化、人文化”的全新办公道场。我这个梦想，得到了老部下李良坤的深刻理解和潜心笃行。2020年教师节，我终于迁居到自己的新道场。

从樱花楼的“巴比伦之囚”，到MEET ON海汇港，我奋斗了二十年！

五、我的书院之梦

相比书店，书院除了读书，还能讲课、论道、辩经，也能交流、饮茶、喝酒。因此，书院文化是文人墨客文化成长、精神成长、人格成长的理想道场。

景柱和河北工业大学校长韩旭参观岳麓书院

       中国的四大书院中，最著名的是北宋的嵩阳书院和南宋的岳麓书院。因为嵩阳书院出了“二程”，岳麓书院出了朱熹。因此，兴于宋朝的南北两院被后人尊称为“程朱理学”的发源地。幸运的是，我和南北两院都有着极大的缘分。

改革开放后，岳麓书院得到修复重建，现在事业如日中天。这得益于台湾星云大师当初的大力捐资，也得益于朱熹后人朱汉民院长等新儒旗手们的艰苦努力。我在湖大读书教学前后十七年，深蒙岳麓书院圣贤之恩典。回郑州创业后，在海马公园二期的林荫大道深处，我花巨资建了一个微型岳麓山，山顶之上建了一座现代版的爱晚亭，以此致敬岳麓书院。

景家族谱中明载，始祖景仁，于明朝洪武年间，由山西省临晋县迁到了山东省东明县。之后，其中一脉迁至洛阳登封一带。应该说，兰考景氏家族和登封景氏家族是一脉相承的。

登封景氏世家中，最出名的是景日昣。景日昣是清康熙三十年进士，后来官居礼部尚书，也是乾隆的帝师，曾三次主持全国会试。景日昣是从嵩阳书院走出的寒门学子，退休后又隐居嵩山著书立说。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总觉得自己有责任复兴嵩阳书院。

我也曾专门拜访朱汉民院长，请求他出面挂帅，我出钱出力，复兴登封嵩阳书院。六年前，终于有幸和建业集团胡葆森先生等一批志同道合者，合力重建嵩阳书院，并努力推动南北两院再续良缘。但阴差阳错，事与愿违，宏愿落空。

 
        复兴嵩阳书院的梦想破灭后，我来到开封准备重建东京书院。时任开封市委书记吉炳伟先生，给予了高度肯定和大力支持，他亲定汴西湖东岸1号院和2号院作为书院地址。但因土地属性问题，以及拟任院长“临阵脱逃”，东京书院之梦再次落空。

       2018年4月13日，我和海南发改院迟福林院长以及南海研究院吴士存院长，在海南现场聆听了习总书记的“4.13”讲话，心潮万分澎湃。第二天，我们三个“老头”聚会，决定由我捐赠二十亿，三人合力，创办南海大学。之后，迟院长亲自把请战书提交给省领导，而我则跑到香港科技大学，直接和史维校长洽谈合作。但由于教育规制的条条框框，此事后来又不了了之。

       虽然经历了多次办学失败，但我的书院之梦始终没有破灭。2019年，我在北京成功开设第一个小型的“行者书院”。之后总结经验，亲自规划设计，2020年，终于在海汇港建成了我的“行者书院”。

其实，海马集团的办公道场，底层逻辑是我的书院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