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地理沉淀历史，历史沉淀文化，文化沉淀哲学，哲学沉淀信仰，信仰沉淀文明。当社会人文之光，变得暗淡昏沉、扑朔迷离时，如果站在月球之上，遥望古老的地球，顺着历史的长河，梳理一下人类世界的文明脉络，也许能帮助我们确认一下大方向。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1993年提出了“文明冲突论”，指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本文将世界文明脉络归纳为文明的脚步、文明的周期力、西方旧帝国的演变、西方新帝国的演变、北方进攻南方、宗教的力量、民族的冲突、军事大行动、内部大革命、西学的套路、国学的辨析、中国模式、宋商天下、中日往事、中西文明新态势等十五个章节，试图厘清人类文明的历史轨迹，从而给中西文明在冲突中进一步融合带来一些启示。

一、文明的脚步

人类文明大体上可分为农耕文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三大类别，文明的标志一般是文字、青铜器、城市以及礼仪性建筑等要素。据此，史学家目前已发现了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希腊文明和波斯文明六种主要文明，其中前四种文明为人类四大古文明。

按照时间的脚步，巴比伦文明发源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中心在今天的伊拉克，也可广义说为两河文明。公元前19世纪中叶建立的古巴比伦王国，于公元前729年被亚述帝国所灭，之后建立的新巴比伦王国又于公元前539年被波斯人吞并。埃及文明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到公元前30年，又称为三千年法老王朝，最后灭于罗马共和国。印度文明大约在公元前1800年到公元前600年间，最后灭于贵霜帝国。中华文明的起源大体上略晚于印度文明，如果从出现甲骨文的殷商晚期算起，作为农耕文明的源头，中华文明则是人类社会唯一延续3000多年至今的古文明。至于希腊文明，一般认为是巴比伦文明与埃及文明在地中海上的遇合，大约出现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146年，后被罗马共和国所灭。希腊文明虽不是原创，但却是海洋文明乃至西方文明重要且直接的源头。而波斯文明则是巴比伦文明和印度文明在陆地上的遇合，波斯文明从公元前600年兴起，公元651年灭于阿拉伯帝国，早期的波斯文明是游牧文明的重要源头。

在中华大地进入文明社会之前，传说中有六位伟大的王者进行了七八百年的准备。他们分别是发明草药的炎帝，发明轩冕的黄帝，发明冶炼的蚩尤，以及后来的尧、舜、禹。黄帝打败了炎帝，打跑了蚩尤。尧是黄帝的后代，尧禅位给舜，舜禅位给禹，这是中华文明传说中的佳话。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早期，有几个相似的重大特点。一是人类文明的出现都离不开水，巴比伦文明发源于两河流域，埃及文明发源于尼罗河流域，印度文明发源于恒河流域，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而希腊文明和波斯文明都在大海之畔。二是共同的轴心时代，比如中国的孔子比印度的释迦牟尼小14岁，孔子死后10年，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诞生，而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又培养了著名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则培养了希腊文明史上最大的霸主亚历山大。亚历山大20岁在马其顿称王，之后统一希腊，横扫中东，用13年时间建立了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帝国。亚历山大死后64年，嬴政诞生于中国战国时期的赵国邯郸，嬴政22岁亲政秦国，用了17年统一六国，称为秦始皇。三是同在轴心时代，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主要思考人和物的关系，印度哲学家们主要思考人和神的关系，而中国的哲学家们则主要思考人和人的关系。四是轴心时代之后，东西方同一个时期形成了两大帝国。东方于公元前202年建立了西汉帝国，东西两汉延绵了约400年；西方于公元前27年建立了罗马帝国，延绵了约500年。罗马帝国和大汉帝国分别奠定了西方海洋文明与东方农耕文明两千多年来对立与统一的基础。五是西方的罗马帝国和东方的大汉帝国后来都被北方蛮族打垮，从而使海洋文明和农耕文明又分别与游牧文明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与融合。

东西方不同的是，罗马帝国被北方蛮族灭亡后，欧洲进入了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而东方大汉帝国灭亡后的200多年间，经过三国鼎立、五胡乱华及东西晋，进入了南北朝时代，其中一支游牧于北方的鲜卑民族建立了北魏并由大同迁都到洛阳。北魏的当权者冯太后和孝文帝极力拥抱汉文化，很快促进了大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深度融合，从而奠定了中国隋唐盛世的人文基础，隋炀帝杨广和唐高祖李渊都有二分之一的鲜卑血统，且是姨表兄弟。

在欧洲1000多年中世纪的黑暗中，东方的唐宋和中东的阿拉伯同时建立了世界性帝国。由于唐代的繁荣，在唐灭亡后，仅隔了五代十国的几十年，就有了至少富于唐代两倍的北宋。但是，“盛则衰、至则返”，正是从北宋开始，中原汉族又分别和西方的夏，北方的辽、金、蒙古等少数民族打斗两百多年，最后东方的大宋帝国和中东的阿拉伯帝国都被北方的蒙古帝国所灭。中国进入元代后，西方发生了文艺复兴，而中国进入清代之后开始闭关锁国，世界文明之极随着文艺复兴从东方和中东逐渐转移到了西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形成了中、美、欧、俄、日等多极格局，但灵魂上仍然是东西两种文明的对立与统一。

二、文明的周期力

1945年7月1至7日，中华民国政府六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其中包括黄炎培。这个期间，黄炎培和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历史周期率对话。

黄炎培熟谙历史，又阅历丰富。他在延安亲身感受到了一种与重庆截然不同的清新气象。同时，黄炎培在心中又有一团疑虑——中国的历史有一种可怕的周期率，一种使人堕落、使物变质、使时间逆转的无形支配力，这种支配力其实是文明的周期力。

他坦诚地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政党、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起之时，都是艰难困苦，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力求从万死中求得一生，因而无不显得生气勃勃、气象一新。及至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也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或政怠宦成，或人亡政息，或求荣取辱，总之没有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国民党初起时，不也是一个万众瞩目的革命政党嘛！共产党会不会重蹈前人的覆辙？希望贵党能够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的一番话，使毛泽东颇有“心潮逐浪高”的感受。他坦然回答说：正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贵不佐三代”，也包含了先生你讲的这些道理。我们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新路，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的英明就在于此，那时共产党能得天下，靠的确实是人民的力量。小说《白鹿原》就是封建中国的一个缩影，其中有朱先生的圣智、白嘉轩的族规、冷先生的私义、鹿兆鹏的革命、鹿子霖的阴邪、田福贤的厚奸、鹿三的愚忠、白孝文的狭隘、黑娃的叛逆、田小娥的悲贱……小小白鹿原，诺大一中国。在封建道统的文化土壤中，民主未必正确，但民众却有力量，关键在于这种力量为谁所有，为何所用。中华文明几千年延绵不断，正是顺应了这种冥冥之中的文明周期力。

公元476年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方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欧洲社会在无知和迷信中度过了悲惨的一千年。直到1347年至1350年，欧洲爆发了黑死病，夺走了三分之一欧洲人的生命，人们才开始怀疑上帝，冒死冲破宗教的铜墙铁壁，去求助于科学和人类自己，并因此引发了文艺复兴。可以说，文艺复兴是人类历史上文明周期力的最大一次爆发。

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历史已发生了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大约从1760年延续至1840年，由于蒸汽机和铁路的出现，引领人类进入了机械时代；第二次从1870年延续到1900年，随着电力和石油的出现，规模化生产应运而生；第三次从1950年至上世纪末，计算机及自动化迅速得到普及；始于本世纪之交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可以理解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升级，涵盖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无人驾驶、3D打印、纳米技术、生物科技、材料科学、能源储存、量子计算等多个领域。四次工业革命以来，总的看来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间隔时间越来越短；二是覆盖面越来越广；三是越来越以人为本；四是表现的文明周期力越来越大。因此，霍金一直担心人工智能将毁灭人类，其实应该拷问人类社会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如何驾驭和顺应这种文明周期力。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我们是选择合作还是选择冲突，是求天下之大同还是求一己之私利，这也是当前中美贸易战中双方应该思考的终极问题。

但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类社会在文明周期力的作用下，虽然不断呈螺旋式上升，但囿于地域的习俗，仍然分化为不同的文化倾向，如美国的创造创新、德国的严谨务实、日本的精益求精、中国的吃苦耐劳、非洲的苦中作乐等等。不同的文化倾向，最终形成了不同的宗教或信仰，从而形成了各方不同的文明周期力。

三、西方旧帝国的演变

在人类六种古文明中，中华文明从秦汉帝国开始，先后演化为隋唐帝国、大宋帝国、大清帝国，在同一地域连续延绵三千多年至今。巴比伦文明灭于亚述帝国，埃及文明灭于罗马共和国，印度文明灭于贵霜帝国，希腊文明灭于罗马共和国，波斯文明灭于阿拉伯帝国。之后，其他文明在周期力的作用下，随着马蹄、宗教和科技力量，则进行了不同的帝国性演变。

亚述帝国——公元前935年~前612年，首都在今天伊拉克的摩苏尔附近。亚述帝国在今天伊拉克境内的两河文明中，仅次于巴比伦王国。在吞并巴比伦王国之后，亚述帝国四处征战，势力强盛时，曾横跨西亚和北非，将两河流域南部及埃及两大文明均置于统治之下，因此，亚述帝国也可以理解为巴比伦文明的延续，但后来又被新巴比伦帝国所灭。亚述人在两河流域的古代历史上频繁活动过二千多年，失去霸主地位后，不再有独立的国家了，亚述民族在祖居地生活至今。由此可见伊拉克地区动乱历史之悠久。

波斯帝国——波斯人兴起于伊朗高原西南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千年末，自公元前600年开始，希腊人把这一地区叫做“波斯”，一直到1935年欧洲人都使用这个称呼。历史上，波斯人建立过很多帝国，最厉害的两个是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萨珊王朝。阿契美尼德王朝建于公元前550年到公元前334年间，强盛时期是当时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帝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不仅灭新巴比伦王国，还和古希腊争夺世界霸权打了近半个世纪。希波战争耗费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很大国力，公元前334年灭于亚历山大帝国。

萨珊王朝建于公元224年~651年，也称波斯第二帝国，见证了古波斯文明发展的巅峰。萨珊王朝取代了西亚及欧洲两大势力之一的安息帝国，与罗马帝国共存了400多年。鼎盛时期的萨珊王朝人口约达1970万，占地560万平方公里，疆域包括今天的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高加索地区、中亚西南部、土耳其部分地区、波斯湾及阿拉伯半岛海岸地区、巴基斯坦西南部等。萨珊王朝分别与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进行400年的拉锯战，国力损耗巨大，最后被新崛起的阿拉伯帝国灭亡，波斯人从此由祆教改信伊斯兰教。

亚历山大帝国——公元前336年~前323年，由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开创，是继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后第二个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实际上是希腊文明灭亡前的回光返照。公元前5世纪末，希腊文明开始没落，首先和西亚的波斯帝国打了十几年的希波战争，接着希腊联邦内部发生了内讧，爱琴两强城邦雅典和斯巴达各建同盟，相互打了几十年，到公元前405年斯巴达终于成了希腊的新霸主。但好景不长，斯巴达的霸主地位很快被来自北方的马其顿王国所取代。公元前336年，20岁的亚历山大继位马其顿国王，很快统一了希腊各城邦，并东进灭了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突然病亡，时年33岁，亚历山大帝国随之四分五裂，后来逐渐被罗马共和国吞并。

安息帝国——公元前247年~公元224年，又名帕提亚帝国，是由伊朗游牧民族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全盛时期的安息帝国占据了西亚大部分地域，因扼守丝绸之路而成为中西商贸中心。安息帝国与当时的西汉帝国、罗马帝国、贵霜帝国并列为欧亚四大强国。安息帝国后来在罗马帝国多年打压下，最后被在伊朗崛起的萨珊王朝所取代。

贵霜帝国——公元55年~425年，疆域以今天的塔吉可斯坦与阿富汗为中心，西到里海，东至巴基斯坦地区，由游牧的大月氏人建立。大月氏人原游牧于中国甘肃的河西走廊一带，与西汉王朝是友好联邦，败于匈奴后被迫西迁，后来逐渐建立了贵霜帝国。贵霜帝国不但灭了印度文明，还与当时的西汉、罗马帝国、安息帝国并列为欧亚四大强国。贵霜帝国后期分裂为若干个小国，在西方伊朗萨珊王朝和东方印度笈多帝国的挤压下，最后收缩到阿富汗，被白匈奴所灭。

罗马帝国——公元前27年~476年，是以地中海为中心，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在罗马帝国建立之前，先诞生了由元老院、执政官和部族会议三权分立的罗马共和国（公元前510年~前27年），强大后罗马共和国征服了马其顿并控制了整个希腊，后来又灭了埃及文明。后期的罗马共和国爆发了著名的斯巴达克起义，最后凯撒、克拉苏、庞培三人秘密结盟，控制罗马政局。凯撒成为终身独裁官并于公元前44年被刺杀，他的甥孙兼养子屋大维经过斗争，最后于公元前27年建立了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上承罗马共和国衣钵，下传欧洲各封建王国制度，是当时与东方西汉帝国相对的西方第一大强国，疆域横跨亚欧非。公元476年，罗马帝国灭于一直被他视为北方蛮族的日耳曼民族。

拜占庭帝国——公元395年~1453年，本称为东罗马帝国，是欧洲最悠久的君主制国家。公元395年1月17日，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逝世，他临终前将罗马帝国东西分治。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被北方日耳曼人所灭，东罗马帝国则延续了近千年之久。由于东罗马帝国定都于君士坦丁堡，即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这里是在希腊古城拜占庭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史学上称为拜占庭帝国，以区别于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强盛时期，疆域横跨亚欧非，覆盖今天的巴尔干半岛、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外高加索一部分、以及北非以西、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东南部，与当时的大唐帝国、阿拉伯帝国并称世界三大帝国并排名第三。拜占庭帝国先后和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进行了多年的战争，1204年首度被十字军攻陷，1453年终于被奥斯曼帝国所灭。

阿拉伯帝国——公元632年~1258年，是由阿拉伯人建立的伊斯兰帝国。阿拉伯民族原游牧于阿拉伯半岛，也就是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及周边。从6世纪后半叶开始，由于埃及的混乱以及拜占延和波斯之间的连年战争，使得波斯湾——红海——尼罗河的水上商道无法通过，商人们只能通过阿拉伯半岛的陆上商道，东到波斯湾，西到红海，北往叙利亚，南到也门，商业城市麦加因此变得繁荣起来。

穆斯林认为从公元610年开始，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开始奉真主之命在麦加传播伊斯兰教，由于受到当地统治集团的迫害，穆罕默德从麦加转移到麦地那传教，因此麦地那后来成了“先知之城”。在穆罕默德的领导下，以伊斯兰教为灵魂的阿拉伯帝国逐渐强大。强盛后的阿拉伯帝国在对北面抗衡拜占庭帝国的同时，往西占领叙利亚、埃及、突尼斯、摩洛哥，并跨越直布罗陀海峡占领了西班牙和法国南部；往东占领伊拉克，并征服了已有4000多年文明的波斯帝国，并迫使波斯人改信伊斯兰教，之后再东征阿富汗和中国新疆地区，最后和东方的大唐帝国直接对峙。帝国中心从今天沙特的麦加出发，最后定都巴格达，极盛时期的疆域东起印度河、西抵大西洋，北起高加索山脉，南至红海，国土面积达1340万平方公里，覆盖今天地中海周边、中亚地区及非洲北部，是世界古代历史上东西跨度最长的帝国之一，也是继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之后，第五个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大帝国。阿拉伯帝国后被蒙古帝国所灭。

蒙古帝国——准确地讲历史上并没有一个蒙古帝国，一般是指成吉思汗和他的四个儿子所建立的大蒙古政权，包括中国的元朝和四大汗国。如果从1206年大蒙古国建国开始算起，到1260年忽必烈继位并四大汗国分裂为止，这几十年中，蒙古帝国曾东起日本海、西过地中海、北跨西伯利亚、南至波斯湾，疆域横跨亚欧大陆，面积达三千余万平方公里，是人类历史上连续面积最大的帝国。由于蒙古帝国仅靠跑马圈地、穷兵黩武、善攻乏治，疆域很快就四分五裂，四大汗国于14世纪中叶后分别衰亡。

奥斯曼帝国——1299年~1922年，为土耳其人建立的帝国。早期的土耳其人游牧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附近，属于隋唐西北部突厥汗国的一支。13世纪由于蒙古帝国西扩，他们被迫西迁至小亚细亚地区，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亚洲区域，之后日益强盛。奥斯曼帝国消灭了拜占庭帝国，基本上承接了拜占庭末期的大部分地盘，极盛时势力达亚欧非三大洲。奥斯曼帝国认可拜占庭帝国文化及伊斯兰文化，从而使东西文化得到融合，并掌握东西文明的陆上交通六个世纪之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战败的奥斯曼帝国四分五裂，之后民族英雄凯末尔领导起义，击退欧洲势力，建立了今天的土耳其共和国。

四、西方新帝国的演变

文艺复兴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一次的文明周期力，冲破人类历史上几千年的文明禁锢，爆发了一统天下的科学，从而一度使世界文明从西方、东方和中东的三大极，统一为西方一大极，人类帝国的演变变得爆发且暴力，世界文明格局很快改天换地。

葡萄牙帝国——葡萄牙原是西班牙的一部分，双方皇亲血脉密切关联，葡萄牙1093年被独立。1415年~1580年，借助于文艺复兴后的航海革命，葡萄牙第一个得到航海红利，成为文艺复兴后第一个世界性帝国，全盛时期面积达1040万平方公里，也是欧洲建立最早、持续最长久的殖民帝国。葡萄牙帝国在崛起前，一直是一部被征服的历史，先后被希腊人、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等占领过几百年。 1580年，葡萄牙又被西班牙收编，1640年葡萄牙再次独立，但此时葡萄牙的帝国时代已由西班牙所取代。

西班牙帝国——1521年~1643年，凭着强大的海军称霸海洋，控制全球海上贸易，所以被称为第一个“日不落帝国”。西班牙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葡萄牙的历史，所以一般被共称为西班牙与葡萄牙帝国，后被荷兰帝国和大英帝国所取代。

荷兰帝国——荷兰原属于西班牙，1581年从西班牙中独立。之后的几十年间，荷兰凭借航海技术和对外贸易，迅速取代西班牙与葡萄牙帝国，夺取到航海大权。建国不到100年，荷兰的对外贸易额就占到了全球一半，一万多艘荷兰商船横行在全球每一个角落。荷兰帝国后来被大英帝国所取代，18世纪后，荷兰殖民体系逐渐瓦解，1795年~1830年被法国占领，之后逐渐衰落。

法兰西第一帝国——1804年~1814年，由拿破仑建立的一个君主制度国家，又称为拿破仑帝国，本土包括今天的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德国莱茵河左岸、意大利部分领土，鼎盛时期占据了大半个欧洲。1804年法国发生大革命后不久，拿破仑称帝，欧洲各王室感受到了威胁，组建反法联盟妄图扑灭法国共和政权，双方展开了长达十几年的战争，最后拿破仑兵败滑铁卢，法兰西第一帝国正式告终。

大英帝国——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确立了资产阶级执政的君主立宪制，1763年从法国手里夺取加拿大，1815年击败拿破仑领导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后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之后主导国际事务一个多世纪。1922年一战结束后，势力范围覆盖了地球上四分之一的土地和四分之一的人口，属地遍布七大洲、四大洋，所以大英帝国是继西班牙帝国之后的第二个“日不落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全球民族主义兴起，各殖民地纷纷独立，大英帝国逐渐瓦解，后被美国所取代。

奥匈帝国——1867年~1918年，又名双元帝国，疆域包括今天的奥地利、匈牙利，以及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等东欧地区。奥匈帝国与英、法、德、俄并列为欧洲传统五大强国，其国土面积在当时的欧洲排名第三，仅次于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一战后奥匈帝国战败而解体。

德意志帝国——1871年~1918年，德国北部的普鲁士王国统一了除奥地利帝国外的德意志全境，建立了德意志帝国，也被称为德意志第二帝国，因为之前松散的神圣罗马帝国常被成为德意志第一帝国。德意志帝国很快成为欧洲五大强国和世界列强之一，经济总量曾为世界第二，超过英国和法国，仅次于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意志帝国灭亡。后来由希特勒建立的纳粹德国，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又一次战败。

俄罗斯帝国——1721年~1917年，是由彼得大帝创立的沙皇帝国，强盛时期仅次于大清帝国和大英帝国，后被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取代。俄罗斯一直自称为“北极熊”，在它的地界内，入侵者多是有去无回，但“北极熊”基本是在其周边游荡称霸。

日本帝国——日本在1889年~1945年间形成了真正的天皇帝国，借助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国力迅速超过中国，首先在甲午战争中战胜大清帝国，继而作为二战的德、意、日三国轴心之一，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二战中败于美英苏中同盟。

从西方新旧帝国的演变过程中，能明显看出文明周期力的特性。一是巴比伦文明被亚述帝国灭亡之后，文明所在地一直是帝国争夺的战略要地，因此，几千年来中东战火不断，文明早已荡然无存。二是埃及文明的命运和巴比伦大同小异，除了留下了金字塔外，今天在埃及已找不到法老的后代，现在的埃及人是当地人、阿拉伯人以及欧洲人一千多年混血的结果。三是印度文明被贵霜帝国灭亡之后，又数次中断、数次灭亡，目前虽然仍有遗迹，但缺乏系统的文字记载。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就在本土消亡了，现在的印度佛教是回流的。四是希腊文明因为距离罗马很近，主流为罗马共和国所吸收，并作为海洋文明的源头，希腊文明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奥林匹克，一直作为欧洲的精神源泉。五是波斯文明的所在地，历史上至少出现过三个世界性帝国，波斯文明后来虽然被阿拉伯帝国所灭，并改信伊斯兰教，但波斯民族却在伊朗高原生活了下来。六是安息帝国、贵霜帝国、蒙古帝国都属于游牧文明。七是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都由宗教主导强国。八是文艺复兴后的西方列强都是在工业革命后由科技主导强国，从海洋到陆地，再由南往北轮流坐庄。九是当今欧美强国之道都是科技创新为主，信仰联盟为辅，并分别建立了制度性竞争力和价值观同盟。十是中华三千年文明延续至今，并在同一块土地先后出现几个连续性的世界级帝国，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五、北方进攻南方

所谓南方不是指地理意义的南方，而是文明发源角度的南方，具体为北纬30°到北纬45°的环地球文明带。在这个环带中从东到西包括了日本与朝鲜半岛、中国长江与黄河流域、印度北部、沙特及中东两河文明地区、埃及北部、土耳其、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地中海环岸地区、美国大部等。这个区域四季分明、五谷丰登，是人类最适合居住的区域，因此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一直是北方游牧民族进攻南方农耕文明，北方起码有四支伟大的少数民族，锤炼过中华民族的强大基因：一是败于汉武帝的匈奴，统筹中亚地区几百年，不但撼动了西汉帝国，还间接促进了罗马帝国的崩溃；二是积极与汉人融合的鲜卑族，最终成就了隋唐盛世；三是蒙古族，成吉思汗的铁蹄不但建立了元朝，也占领过半个欧洲；四是女真族，先建立北方的金国灭了北宋，后来终于统一中华为满清王朝。北方的少数民族与南方的汉族不断冲突与交融，最终融合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

在西方的罗马时代，一直把北方的日耳曼人，凯尔特人和斯拉夫人并称为欧洲三大蛮族。斯拉夫人主要在东欧地区内，四处扩张，逐渐形成了东欧的国家体系。凯尔特人成群结队，到处迁徙并武装移民，还曾洗劫过罗马城，后来被凯撒大帝征服，最终分散定居下来，即为今天的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而日耳曼人则特别伟大，日耳曼人的故乡据说在今天的瑞典南部和挪威西部，那里气候寒冷，生存环境恶劣。在罗马共和国早期，日耳曼人就开始南迁到今天的德国北部，后来分裂为多个部落，并赶走了阿尔卑斯山北部的凯尔特人。稳定之后，他们往西来到莱茵河边，往南则到达多瑙河岸，逐渐和罗马共和国发生冲突，刚开始并没有引起罗马共和国的足够重视。到了罗马帝国初期，帝国决心征服日耳曼人，日耳曼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双方进行很多年大规模的战争。多年拉锯战之后，日耳曼人逐渐占据上风，并开始大规模向罗马帝国境内迁徙，并与当地奴隶、隶农一起和帝国王朝持续了约2个世纪的斗争，最终摧垮了罗马帝国。罗马帝国衰亡之后，日耳曼人在其废墟上建立了许多日耳曼王国，信奉天主教，吸收古希腊和罗马帝国的管理经验与科学知识，后来还组建了神圣罗马帝国，自称为罗马帝国的传承者。经过几百年的奋斗，13世纪前终于在欧洲崛起，今天的德国人、奥地利人、瑞士人、英格兰人、荷兰人、挪威人、丹麦人、瑞典人、冰岛人甚至部分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祖先等都是日耳曼人。

无独有偶，美国南北战争也是北方进攻南方。19世纪工业革命传到美国，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当时北方政府要解放奴隶，遭到南方奴隶主的反对，南方随后宣布独立，北方则向南方进攻以维护国家统一。1861年4月~1865年4月，爆发南北战争，北方最终取得胜利，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彻底扫清了障碍。美国南北战争其实是进步与反进步的斗争，但不能说明人类北方进攻南方的自然道理。

试想一下在自然环境中，如果把环地球文明带定义为南方的话，南方人打到了北方，也许会因自然环境恶劣而撤回南方；北方人打到南方，也许会因自然环境优越而定居下来，这就是北方进攻南方的自然力量。另一方面，从社会制度看来，在南方的奴隶制时代，北方蛮族有着稳定的部落制度，但并没有广泛使用奴隶，甚至战俘也可以享受自由人的待遇，他们超越奴隶制社会，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而美国的南北战争，则使美国从奴隶社会超越封建社会，在19世纪末直接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建立了美国的制度优势。

六、宗教的力量

宗教是哲学的外化，也是价值观的仪式表现。目前，基督宗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基督宗教分为天主教、基督新教和东正教，伊斯兰教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佛教分为很多派。三大宗教之外，目前还有犹太教、印度教、道教、锡克教等十几种宗教。基督宗教主要分布于欧美等地区，信徒超过20亿人；伊斯兰教主要分布在阿拉伯地区、非洲、中亚和西亚等地区，信徒超过15亿人；佛教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和中国等地区，信徒超过5亿人。信仰犹太教的基本是犹太人，印度教是印度的国教，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锡克教是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交流的产物，主要分布在印度西北部及巴基斯坦等地。

基督宗教在公元1世纪发源于罗马帝国的巴勒斯坦省，也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地区。基督宗教以信仰耶稣为中心，以圣经为蓝本，核心思想是福音，通过耶稣的救恩，彰显上帝对全人类的爱。基督宗教首先在罗马帝国中传播，逐渐发展为世界性的宗教，在后来的传播过程中，经过一系列分化和改革，形成了三大派别和若干门宗。

伊斯兰教在公元七世纪由穆罕默德在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创立，信徒统称为“穆斯林”，意思为顺从真主者。在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之前，阿拉伯半岛贫富分化严重且教派林立，早已传入半岛的基督宗教和犹太教因水土不服未能生根。伊斯兰教的创立迅速得到阿拉伯人的拥护和信奉。穆罕默德以伊斯兰教为灵魂，组建穆斯林大军，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并在中东建立了阿拉伯帝国。伊斯兰教在后期的传播中逐渐分化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但他们都信仰同一部《古兰经》，都信奉唯一的真主安拉，都承认穆罕默德是真主派给人类的最后一位使者。目前，有些国家将伊斯兰教奉为国教，有的政教合一，有的神权高于政权。

佛教发源2500年前的古印度，在今天的尼泊尔境内，信徒奉创立人悉达多·乔达摩为释迦牟尼佛。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分化为南传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回鹘佛教等；汉传佛教又分为禅宗、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密宗、净土宗等。佛教门派林立，并且都主张出世修心、看空世界、与世无争，因此对社会变革的推动力远不及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

特别值得一提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犹太教。犹太教是天启教三大一神信仰的源头，发源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西亚游牧民族，后来由犹太人的伟大领袖摩西集为大成。犹太教相信唯一的真神是耶和华，相信摩西是先知中最伟大的一位，犹太教不主动对非犹太人传播。基督宗教脱胎于犹太教，并在犹太教承认《旧约》的基础上承认《新约》。伊斯兰教虽然创立较晚，但和犹太教、基督宗教都源于同一地域的先民智慧，特别是共同的思想始祖亚伯拉罕，因此伊斯兰教可以理解为是在犹太教的基础上创立的。

在这三大一神教中，每一种教都只信现实中已不存在的唯一的神和神的唯一代表，不信其他任何神和神的代表，如犹太教只信耶和华和摩西，基督宗教只信上帝和耶稣，伊斯兰教只信真主和穆罕默德。因此，信徒们的信仰是唯一的，心理是平等的。太平天国时期，土秀才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教，但只是学了半瓶水。《圣经》已经把耶稣奉为上帝的独生子，并且兼任上帝和人类之间唯一的中保。而洪秀全把上帝称为天父，定为独一无他的唯一神，自己却冒充上帝的次子兼耶稣的弟弟，又把杨秀清确定为上帝的第三子，理论体系上漏洞很大。因此，杨秀清功高盖主后经常冒充天父附身收拾洪秀全，最后祸起萧墙，发生了血流成河的“天京事变”。

相对于天启宗教，佛教等则显得很复杂，门派太多，上面有很多佛，还分很多级，不同的诉求得拜不同的佛，到哪个山上得唱哪个山歌，因此信徒们必须到处拜佛。在世俗社会中，上面太多“领导”，下面必多“心眼”，因此群众只能想一套、说一套、做一套。在基督宗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中，虽然也矛盾重重，但他们需要一致对外时，因为信仰共同唯一、长期稳定且心理平等，很容易达成统一并形成合力。目前，阿拉伯联盟，欧盟甚至英联邦中，共同信仰者的灵魂是互通的，三观也是大同小异的，因此重大问题上的对外声音多是一致的。这就是宗教的力量。

宗教的力量有多大，了解一下犹太复国历史就知道了。公元前13世纪，游牧的希伯来人建立了犹太国，后来定都耶路撒冷，之后的一千多年，犹太国先后被亚述帝国、新巴比伦、波斯帝国占领。犹太民族曾为“巴比伦之囚”，公元135年，又被罗马帝国逐出家园，流浪世界各地，二战时再遭纳粹德国的大屠杀，直到1947年被联合国决议回家乡复国。这个人口数量极少的苦难民族，靠着犹太教生生不息地繁衍了几千年，并且一直为人类社会贡献智慧和财富，马克思、爱因斯坦、佛洛依德、李嘉图、毕加索、卓别林、基辛格、弗里德曼、扎克伯格等都是犹太民族的优秀代表。

七、民族的冲突

本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各自成家后自然分化成若干小家庭。同理，人类繁衍了几千年，已自然分化出了很多个民族。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民族的冲突是常见的，冲突的主要原因大多可归纳为扩张野心、利益争夺和宗教冲突三大方面。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的一千多年间，一直都在跟着中国鹦鹉学舌，进入江户幕府时代开始闭关锁国。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舰队闯入江户湾口强迫通商，日本被迫打开国门，史称“黑船事件”。日本幕府体制随之瓦解，并很快发生了1868年的明治维新。巧合的是，苏伊士运河恰在1869年开通了，在“脱亚入欧”的过程中，日本商船通过第一岛链经马六甲进入印度洋，再经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而到达欧洲。这条航线比从印度洋绕道南非好望角进入大西洋，经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节省了近一半时间，从而使日本得以快速向欧洲学习，并迅速建成了日本帝国。1868年至1894年，仅仅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日本就在中国甲午战争中一战而成千古名，从此举国头脑膨胀，开始奉行对外扩张政策。继1895年日本割据中国台湾后，1904年全面占领朝鲜半岛，1931年“九一八”占领中国东三省，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进攻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又与纳粹德国、意大利结成轴心国，出兵占领东南亚，直到1945年战败才停止了对外扩张。日本的扩张野心，造成了日本民族和中国、朝鲜半岛及东南亚各民族的巨大冲突，各方至今都难以释怀，中华文明圈在和日本冲突的近百年历史中，先后失去了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和外蒙古等地区。

中东地区冲突了几千年，其中兼有扩张野心、利益争夺和宗教冲突等多方面因素。从地理上讲，中东是指亚洲西部、非洲东北部和土耳其的欧洲部分等地区，居“两洋三洲五海”之间，即印度洋与大西洋，亚洲、非洲、欧洲和阿拉伯海、地中海、红海、黑海、里海之间的广大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交通枢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近代以来又发现石油资源巨大，为利益各方所觊觎，因此几千年来民族冲突从未中断。中东地区虽然涉及24个国家近4亿人口，但冲突民族只有阿拉伯人、犹太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库尔德人五个民族，其中库尔德人有民族无国家。从文明起源的角度讲，中东地区是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的复合区，又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一神教的发源地，这片土地先后经历过亚述帝国、亚历山大帝国、拜占庭帝国、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多轮洗礼，历史背景十分冗长繁杂。中东古代民族最早的冲突是源于对淡水资源的争夺，后来的冲突一直是由各帝国扩张的野心所造成。1947年以色列恢复建国后，中东冲突的核心转向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宗教冲突。美国一直插手中东事务，重在确保自己的石油利益；俄罗斯一直插手中东事务，表面是维护边关稳定，实际上是确保黑海出海口伊斯坦布尔海峡的畅通无阻；其他欧洲列强一直插手中东事务，更关注苏伊士运河畅通无阻并和平化解伊核问题。

事实上，中东地区冲突了几千年，特别是大国插手中东以来，各民族的胜利都是暂时，最后都是牺牲者，这很值得世界各民族深刻反思，尤其值得反思的是背后的宗教冲突。人类文明诞生几千年来，民族之间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残酷镇压、不屈反抗、攻占家国、屠杀教徒、摧毁文明，以及十字军东征、纳粹大屠杀、9˙11事件等，无一不是以宗教信仰为导火索的。

八、军事大行动

人类文明史上已发生了三次军事大行动，一次是持续近二百年的十字军东征，两次是世界大战。军事大行动实际上就是世界大冲突，但世界大冲突的背景都是宗教大冲突和国家大冲突。

发源于耶路撒冷的天主教后来被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分裂成若干诸侯国，罗马天主教廷就成了欧洲各国的信仰中枢，欧洲各封建领主的合法性首先要得到罗马教廷的认可。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随之而起的阿拉伯帝国很快占领了中东大部分地区，并绕道北非，跨过直布罗陀海峡占领了西班牙，给欧洲各国造成很大威胁。阿拉伯人占领耶路撒冷后，中东很多天主教徒生活在穆斯林的统治之下，双方发生了很大冲突。公元1096年~1291年的近二百年间，在罗马天主教皇的准许下，以西欧封建领主和骑士为主，对他们认为是异教徒的地中海东岸国家进行九次东征，东征的主要目标是穆斯林国家，顺路也洗劫了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

十字军东征可以理解为一场旷日已久的宗教战争，虽然最终以十字军失败而告终，但却加速了阿拉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灭亡，催生了在伊斯兰教基础上认可基督宗教的奥斯曼帝国。同时，欧洲人东征中东后，发现在欧洲已经消失却仍在当地残存的古希腊文化，欧洲人将他们带回去，促进了文艺复兴的早日到来。

1914年~1918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非正义战争。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帝国主义围绕争夺世界霸权和殖民地，列强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最终形成了三组主要矛盾。一是为争夺欧洲霸主的法德矛盾，二是为争夺殖民地的英德矛盾，三是为争夺巴尔干半岛的俄罗斯与奥匈帝国矛盾，这三组矛盾最终形成了德、奥、意等同盟国，对阵英、法、俄等协约国。一战的导火索是奥匈帝国皇储夫妇在萨拉热窝视察时，被赛尔维亚青年刺杀，奥匈帝国首先对塞尔维亚开战，接着两大阵营相继投入战争。在东方，日本借口“英日同盟”于1914年对德宣战，并迅速占领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四年多，三十多个国家、15亿人口被卷入战争，死伤3000多万人，最终同盟国失败，奥斯曼帝国解体，催生了俄罗斯的十月革命和殖民地人民的觉醒。

1939年~1945年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大体如下：1929年美国华尔街股市崩盘，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空前恶化，经济大萧条带来的社会动乱，使法西斯主义得到恶性膨胀。同时，一战遗留的矛盾使德国一直怀有宿怨，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迅速武装了纳粹势力，最后形成德、意、日三国轴心，发动世界大战，企图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为了正义和自卫，由美国、苏联、英国、中华民国组成了反法西斯联盟，经过艰苦的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整个二战过程中，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人口被卷入战争，伤亡900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使人类战争活动从盲目走向自觉，由浮躁走向理智，由幼稚走向成熟，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人类军事大行动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都是以国家层面大冲突。第二，第一次军事大行动的原因是因为宗教冲突，第二次军事大行动的原因是因为非正义的扩张野心，第三次军事大行动的原因是纳粹德国消化国内矛盾和非正义扩张。第三，意大利和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合伙发起者，他们共同的祖先也曾合伙发起过十字军东征，但他们三次都是失败者，不同的是意大利两次大战中途都调转枪口对准了德国。第四，日本是一战的投机者，对德宣战并接收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势力范围，二战时又和德国合伙企图称霸东半球，最后蚀了老本，还吃了美国两颗原子弹。第五，两次世界大战，美苏最后都结成了一个阵营对付德国。第六，一战后世界文明中心开始往美国转移，二战后美国摆脱了大萧条并彻底使世界文明中心转移到了美国。

九、内部大革命

内部大革命不同于造反，也不同于政变，更不同于内部篡权，实际是基于社会中坚阶层文明觉醒后的社会进步行动。历史上有几次内部大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走向。

天主教被罗马帝国确定为国教之后，一直统筹着欧洲大陆。文艺复兴前期，天主教的异端裁判所频繁在欧洲各地迫害宗教异端分子（其实多是科学先驱），引发社会不满，结合当时的科学崛起运动，欧洲很快掀起了宗教改革思潮。1517年10月31日，德国威登堡大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布告了《九十五条论纲》，标志着宗教改革拉开了大幕，基督新教逐渐从天主教中分化独立。基督新教只信耶稣，不信罗马教皇，也不信圣母玛利亚，在英国首先得到了新生贵族的普遍认可，但在查理一世时代，国王却支持天主教，从而和新贵势力产生了宗教冲突，并最终引发了战争。1649年，查理一世被自己的国家以叛国罪处死，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因内部大革命而丧命的国王。查理一世的弟弟詹姆士二世继承王位后，故伎重演，继续支持天主教。为了避免国家再次混乱，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借外力推翻了詹姆士国王，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这场大革命动用了军队，但没有发生流血冲突，史称“光荣革命”。光荣革命奠定了国王“统而不治”的宪政基础，国家权利由君主逐渐转移到议会，从而确定了君主立宪制政体，后被西方世界广泛模仿，从而首先改变了人类社会治理的文明走向。

法国大革命的力量则来自社会中下层。在路易十六时代，法国人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天主教高级教士和国王，第二等级是贵族，第三等级是社会中下层。受英国光荣革命影响，法国启蒙运动迅速展开，伏尔泰、卢梭、天赋人权、君主立宪、三权分立、主权在民等深入人心。1789年法国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但国王路易十六却强行向第三等级增税以解决财政危机，而第三等级此时正在争取制定宪法，限制王权，实行改革等，最终引发了法国大革命，路易十六从而成为人类世界上第二个因国内大革命被处死的国王。法国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最血腥的国内大革命，彻底摧毁了法国君主专制制度，震撼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封建秩序。法国后来经过拿破仑时代及第三共和国、第四共和国的进一步改革，逐步过渡到目前的总统制，为人类社会治理的文明走向提供了一条曲折难忘的道路。同时，法国大革命血腥味太浓，对社会撕裂太严重，以至于法国社会在接下来的近百年内动荡不安，法国文明逐渐走向式微。

1917年俄国发爆发了十月革命，革命力量则主要来自工人和士兵。20世纪初，俄国经济严重落后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强国，但沙皇却一直在穷兵黩武，使俄国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蒙受了沉重的灾难，人民强烈渴望和平。1917年，俄国经济濒于崩溃，国内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包括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等一并爆发，沙皇政府又专制镇压，俄国民众只能简单地为“面包”而战，奋力一搏。最终引发了十月革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七口被秘密处决，他本人则成了人类社会内部大革命中第三位丧命的一国之君。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继巴黎公社之后，第二个无产阶级政权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人类社会治理的文明走向开辟了崭新的社会主义路径。

国内大革命之前，在人类文明史上，君主独裁都是大举大悲的文明轮回。亚历山大、凯撒大帝、秦始皇、隋炀帝等等，一个个的雄才伟业都是建立于人类的生灵涂炭，因此独裁者个个不得好死，个个死后江山易人，并留下一大堆文明史上的烂摊子。国内大革命催生了民主，但新生的民主与垂死的独裁一直在争夺人类文明的主导权。后来又产生了希特勒、萨达姆、卡扎菲等大独裁，但独裁者最终下场可悲，民主文明越来越成为人类的普世价值观。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大的一次内部大革命，其实是一次文明周期力的表现。俄国十月革命的血腥味本就很重，斯大林掌权后“大肃反”，又在内部杀害了约70万社会精英，埋下了反文明的社会祸根。斯大林死后，苏联社会开始反弹，直到1991年“崩盘”。本世纪初的乌克兰橙色革命、2011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等，则明显是敌对势力插手的国内大革命，这种大革命一般都是在和平年代中温水煮青蛙，所以被称为和平演变。

十、西学的套路

这里说的西学，是指相对于国学的西方文化核心。

在古代中国，国学的道场在三堂，即学堂、祠堂和中堂，其中学堂传国、祠堂传根、中堂传家。而西学的道场一直都是两堂，即学堂与教堂，其中学堂传术、教堂传道。

古希腊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文明的摇篮和西学的故乡。西学的远古背景和国学一样，都是神的故事和英雄的传说。后来不同的是，西学是从神话中脱胎而出来的，国学则是圣人自悟的，这就是西学与国学最早的分水岭。

到了古希腊哲学三杰时代，西方哲学终于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苏格拉底虽未留下任何著作，但他的门徒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却是著作等身。柏拉图建立了理念论，认为现实的、可感知的世界是不真实的，在它之外存在着一个永恒不变、真实的理念世界；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理念的形式不能脱离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形式是事物的本质，存在于事物之内。很显然，这师徒两人的观点是相互对立的，前者是意识的，后者是物质的。这其实为西学奠定了“思索”与“探索”两大思想体系，同时也为西学“质疑权威、反对中心”树立了经典榜样。在古希腊，公元前776年举办了第一场奥运会，到公元394年止，1168年间共举办了293届奥运会，马拉松运动也源于波希战争中希腊士兵长跑报信的真实历史，几千年的竞技风尚造就了西学中搏击、探索、开拓的文化基因。

古希腊很早就探索民主治理，提出了全体公民是统治者、公民内部相对平等、法律至上等理念，并成立了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十将军委员会、执政官等民主机器。虽然当时处于奴隶制社会，不是真正的民主，但他们对成年男性公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探索，是原始而认真的，苏格拉底还当了多年公民陪审员。到了罗马共和国时代，则进一步建立了元老院、执政官和部族会议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这实际是西方观在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政治雏形。罗马共和国执政官塔西佗指出：“一个执政者，一旦不受欢迎，他做的事情不论好坏，都会招致同样的不满。”这实际上类似孟子“水能载舟，又能覆舟”的哲学观点。

从宗教方面讲，犹太教是西方各教的老祖宗和活化石，其13条核心教义中明确写道：“律法不更易，创造主遵守律法者奖赏，对践踏律法者惩罚。”这应该是西学最早的法治源头。事实上，西学中一直有两条思辨主线：前一条主导了神权、王权、法权三权的长期斗争与平衡；后一条主导了宗教与科学的残酷斗争与互补。

归纳起来，西学的核心要义可以追溯为四个主题词——上帝、法律、民主、科学，其中上帝、法律、民主是远古的基因，科学是文艺复兴后的发展。另外，相对于国学的对内修炼、对外孝悌，西学则是对内忏悔、对外平展。西学的伟大，是在西方国家日臻富强后，才得到了理性体现，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看一下欧洲1000多年黑暗中世纪的历史，就知道西学也曾被万恶与腐朽。

十一、国学的辨析

在近代中国史上，主张彻底扫除旧文化，全面西化的激进主义者，往往被奉为“改革派”；而主张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改良主义者，往往被斥为“保守派”。其实，文化是文明的思维偏好和传承模式，文化源于文明，文化表现文明，文化亡则文明亡。几千年来，中西文化就是一组太极“双鱼”，既互相对立又阴阳统一，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平衡发展。中西文化各有千秋，既各有其精华，又各有其糟粕。对于中国人而言，传道靠国学，传术靠西学。

国学就文字的表现而言，先有诸子百家，后有佛家的三藏十二部等。广义的文字国学外延于《史记》《吕氏春秋》《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四库全书》等，但其主脉皆为儒释道三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儒释道最为博大精深，因此常被用以代称国学。其中，儒家一直充当粮食店，佛家一直充当精神店，道家一直充当药品店，三家分工供应，百姓按需求取。

国学的最大瑰宝是孔孟之道，这一点毋庸置疑。孔儒的初衷字字箴言，孔子死后，儒分八家，但孔孟自成一体。西汉之后，孔孟之道经过董仲舒的“官化”、朱熹的“理化”、王阳明的“心化”，逐渐形成了普世之道，顺阴阳、明教化，民以此入世，君以此安邦，儒家思想成了中华民族藉以凝结“国性”的核心要素。

但是，儒家在西汉被定为天下一尊的官方学问后，士人们开始置其经典的微名奥义所不顾，而热衷于细枝末节的繁琐笺注。隋开科举之后，儒家逐渐蜕化为“八股”取功名，最后被异化成了升官发财、附会朝廷、奴化民众甚至谋财害命的第一工具。

对于儒家乱象，从唐末的韩愈就开始推动改革，力挽儒家之颓势，北宋时又有了王安石创立的荆公新学以及“二程”创立的理学等。一直到南宋，程朱理学作为改革后的新儒学终于大成；到了明代，陆王心学作为与程朱理学同宗不同脉的另一种新儒学也最后集为大成。但至此，理学实际上已沦为朱熹客观唯心论的奴人工具，心学实际上已成为王阳明主观唯心论的度己工具。

另一方面，从朱熹开始，“存性灭欲”“重道抑器”“三纲五常”“天不变道不变”“用夏变夷”等“毒儒”逐渐形成。而遗老们在毒儒里添点百家之典，加点释道鬼神，勾兑成了封建社会唯我独尊的“腐儒”。因此，南宋以后的遗老国学多是害人害己后，接着伤害自己的儿女子孙，但却人人乐此不疲。以至于装神弄鬼者皆成所谓的国学大师，要么用“天理”压人，要么用“奇门”迷人，要么用“三玄”蒙人。儒家最终丧失了治国的法力，社会就成了鲁迅笔下的《狂人日记》。

针对毒儒腐儒，王朔曾有一骂：国学的牛逼之处无非在于顶着个“国”字，顶着这个字，谁有不同意见就是投敌叛国，卖主求荣，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国学才把大家套了几千年，压制一切，在思想界和知识界巧取豪夺。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主要是看用它来行善，还是用它来行骗。

民国初期，国门洞开，社会精英们觉得中国落后于西方，责任全在国学，于是开始一股脑地砸烂祖宗文化，一直砸到文化大革命。其间，有一批国学大师曾背着几箱五经四书跑到西洋西学中潜心研读母文化，试图给国学注入一些海洋基因，比如蔡元培、冯友兰、陈寅恪、黄仁宇等，讲的都是贯通中西的大学问。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逐渐感悟到国学的博大和光辉，但是文化界却出现了一种严重的倒行逆施，那就是借国学之名为封建帝王之家借尸还魂。一大批文学作品都是在国家外患、宫廷内乱之中歌颂封建皇帝的圣仁和大臣的奴忠，完全罔顾百姓的伟大和“国性”的灵魂。这几年，电视里又冒出一批国学大师，细察之，皆为段子高手也，讲的大多是皇上金屋藏娇了、皇太子搞了什么鬼等等，国学又成了老少皆爱听的八卦了。但他们往往给段子冠以国学之名，以便把自己区别于周立波类的说书艺人。

当前，重建文化自信和民族复兴，需要辨析国学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对于国学而言，百学源于一道，百道源于一易，学问各有千秋，其中道理大通。儒释道三家曾辩论几百年，甚至连皇帝都在现场当过裁判，最后也没分出个高低贵贱，三家只能相互借道，互相搭台，从而塑造了国学圆通厚重、和光同尘、大音希声的乾坤定力。其实，在王阳明以佛说儒和六祖慧能以儒修佛之前，魏晋时期出现了一拨新道家，他们把《老子》《庄子》和儒家群经之首的《周易》合称为“三玄”，因此，唐宋之后的儒释道多是互相融合的“新国学”。

第二，不能把朱熹的账算到孔孟头上，也不能让毒儒蒙蔽了孔孟的光辉。朱熹所在的南宋很快亡国了，元明基本没有搭理他这一套，而大清帝国的强盛，大功在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深度融合。至于腐儒，当前已经死得差不多了。因此，中华再兴国学首先要回归孔孟之道的初衷，正本溯源，从根子上重彰“仁义礼智信”的核心要义。

第三，国学不屑游牧文明，更不知海洋文明，经典中包含了太多没有执行力的斯文和封闭之说，虽然博大精深，浩瀚如海，但多是坐而论道，以空说空，自唱于形而上。因此，很多人会迷在心上、赢在嘴上、输在手上。如果理论脱离实践、世界观脱离方法论，就会天下大事皆学问、百无一用是秀才。其实，光是靠诸子百家成就不了伟大文明，中华文明一直在吸收着北方游牧文明的粗犷阳刚，才得以“文武双全”，延绵至今。

第四，西学质疑权威，国学维护权威。古往今来，多少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因为读死书、死读书，最后成了腐儒遗老，半瓶水的卫道士容不得半点对“权威”的质疑，从而使国学长期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于丹的尴尬就在于不照本宣科，而按照自己的理解讲授国学，如闭目养心于岁月静好云云。因此，国学当前需要和海洋文明深度融合，特别要吸收西学的法治文明和科学精神，兼收并蓄、中西合璧、中道西术，才有国学的新生命。

第五，中国传统专制结构与极左的意识形态，对外部世界深闭固拒和僵化反应，曾导致过中华民族的存亡危机，并已导致对这种危机负有历史责任的国学合法性资源急剧流失，反而是激进的全盘西化主义迎合了大量不满情绪和不切实际的浪漫心态。这种“蔑古荒经”的人文氛围一旦形成“广场效应”，势必会再来一次自宫的新文化运动和自残的“破四旧、立四新”。

十二、中国模式

国学的鼻祖是孔子，西学的鼻祖是苏格拉底。当然，这是行者一家之言。

孔子半生都在列国游说却无人听谏，72岁病死寒舍；苏格拉底半生都在人群中游说也未得到认可，70岁服毒而死。巧合的是，两位思想大师独创学说但都述而不著，苏格拉底在孔子死后十年诞生，记载他的貌像和孔子大同小异，只是个头稍矮一些，他是孔子西方神童的转世？还是孔子西方灵魂的复活？更巧合的是，两人分别创立的中西两大文化体系，引导出了对立统一且阴阳互补的中西两大文明。

在中国文明史上，汉承秦制，秦汉可算一体。从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天下，到公元220年东汉灭亡，在这个441年间，秦汉交接时楚汉相争乱了5年，东西汉交接时王莽篡权乱了15年，但未伤及汉朝的格局。秦汉帝国当时可谓是东方第一霸主，管理这个帝国的思想武器，先是秦朝的“焚书坑儒”，法家专制；到西汉文景之治时 “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再到汉武帝时则任用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社会从此以儒治天下。而此时西方的第一霸主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思想武器当然是西学的套路，可见此时，中西方文化的力量在起步初期是旗鼓相当的。

汉之后的隋唐帝国，是南方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交融诞生的帝国，从公元581年~公元907年，这个326年间儒释道三花并开，各自争艳，隋唐仍为东方第一霸主。而此时罗马帝国已经灭亡，西方的中心回归到中东并一分为二，一个是阿拉伯帝国，另一个是拜占庭帝国。这个时期充分显示了国学文化力量的地域粘性。

宋代从公元960年到公元1279年，这个319年间主要是文人政治，汉人弃武尚文，唯儒生而治国。北宋期间，中东的阿拉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已打了很多年，双方都已进入了衰败期，因此北宋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天下一尊，儒家的治国之道在北宋时期登峰造极，达到了历史的巅峰。西方十字军东征时期，南宋已局促东隅，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东方的南宋和中东的阿拉伯帝国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仍不分伯仲。物极必反的是，在这个时期，来自北方的蒙古帝国同时灭了这两个“伯仲”。

清朝从公元1636年到公元1912年，这个276年间，“满汉蒙藏回”五族共和，以儒治国并开展复孔运动。在此期间，虽然西方列强已经崛起，但从财力角度讲，闭关锁国的大清帝国仍在世界前列。

以上可以看出，中国在3000年文明史上，位居世界性的帝国的时代长达1340年，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中国的治国思想一直都是以儒家为主，并在3000年的文明史中沉淀为“国性”的核心要素。这个期间，西方文明中心则从古希腊到罗马帝国，再从罗马帝国到欧洲列强，又从欧洲列强到美国，进行了三次转移。

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国在同一地域，3000年文明至今从未中断，并且有近一半的时间是世界性的大国呢？行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是地理环境。华夏文明所在的长江和黄河流域，东边和南边是大海，西边是高原和雪山，北边是茫茫大漠。在这个大封闭的环境中，地大物博、生态多样、自治自足，非常适合人类生存。

第二是优秀传统文化沉淀了极具传承力的“国性”。以儒释道为灵魂的国学架构和以儒家为主流的治国思想，是民族向心力的基础，也是吸收外来文化的生态载体和人文中介，并因此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吃苦耐劳、传承根魂、同化异族、天下大同。

第三是汉字的传世之功。3000年文明史中，即使我们被“毒儒”害了很多年，被“腐儒”蒙了很多年，甚至还被“恶儒”“伪儒”“假儒”坑蒙拐骗了很多年，但我们仍然能够随时从文字上找到孔孟的初衷，回归儒家的本源，从而在思想的顶层设计上自我纠偏。

第四是佛老之学的出世修心之功。严复讲过：“两千年来中国所谓的国家，只有家，没有国。国，是一姓之家。兴，一家之兴；亡，一家之亡。”因此，在旧中国，学而优则仕是儒家的事，与佛道两家无关，再说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治国思想也是正道。于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只要不遇大饥荒，不“官逼民反”，至于谁当皇帝，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很关心，更不羡慕嫉妒恨。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现象，功名心太强的人，削尖了脑袋想当官，因此官场中多藏污纳垢；而很多智慧之人大隐于世，因此山野有奇士、市井出高人，这种现象其实也是一种阴阳平衡，以备关键时期“水能覆舟”。因此，大才必为国用，关键看用在何时。

中国模式已经历史胜于雄辩，但并不代表中国模式没有缺点。相对于西方模式，中国的文明基因中需要塑造法治精神、需要确立科学之源、需要开明的权威政治、需要让社会对政权更替有和平预期等等。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适应环境的挑战过程中凝聚下来的集体经验，是全民族特性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国性”的根基。激进地主张全盘西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斩草除根，其结果必使中国失去“国性”而变成今天的希腊和埃及，同时也使中国失去了吸收外来文化的生态载体和人文中介。四大古文明国度中，印度相比埃及与希腊而言，目前在世界上还算有点声音，功劳就在于印度教起到的民族粘性。对于一个国家的进步和富强来说，“新”与“旧”都是需要的，“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因此，中国模式的优化路径是“中道西术，法礼共治”。

十三、宋商天下

为何单为宋代写一个章节，是因为宋代作为东方文明特别是儒家治国的典范，在富庶指标上，毫无疑问地问鼎了当时的世界。同时，宋代文明又逐渐偏安倒下，特别说明了儒家治国的致命缺陷，那就是以“之乎者也”对油盐酱醋，以谦谦君子对蛮夷野夫。因此，很多时候，文人的情怀只能是屈原的悲怀。当今的中国，这个问题也很严重，官场之中或发财之后读的博士，多让人笑然，但科班博士也未必管用。文明前进的轨迹，一直是“善理想”对应“恶现实”，“高理论”对应“低实践”，“心激情”对应“身平淡”。对于宋代“一哥”，需要明白几个问题。

（一）为什么说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

在历史书中，国运兴衰始终是笔墨主线，因此，我们爱讲“汉唐”，讳提“唐宋”。不但如此，据说黑格尔有句名言说：“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但是，11世纪的东方却发生了一场“唐宋革命”，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来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样空前绝后的褒奖，源于宋代发生了巨大的“经济革命”，国家因此实现了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和人类文明的空前进步。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宫崎市定称之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因此，如果说唐代是中世纪的黄昏，那么宋代则是现代社会的拂晓。

在宋代，物质文明从庙堂之上广泛普及到民间；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同时，市场取代行政命令，成为配置资源的重要机制；货币开始广泛流通，并出现了“交子”“会子”等有价证券；礼制的“坊市制”商业模式彻底瓦解，开封店铺一度多达六千多家，仁宗嘉佑三年前，开封的商税多达2200万贯。据《宋史》记载，北宋年税收入一度达到近16000万贯，折合目前人民币约两千多亿元，大体相当于2016年河南全省的税收总额。因此，古代中国最富裕的朝代不是汉唐，而是北宋。有资料讲，北宋的GDP最高时期曾占全球的80%，这个说法有待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宋代GDP的全球占比，到目前为止仍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记录。

在工业与科技方面，胶泥活字印刷术、火药和火焰器、航海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机、水力纺织机、船用水密隔舱等都出现在宋代。

在社会管理层面，世袭贵族日渐式微，下层人民从“人身依附”转型为“契约关系”，全社会的平等化和平民化推动了人口流动，人们逐渐摆脱土地束缚，走向城市从事工商经济。同时，国家承认完整的私有产权，商业私有制迅速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在唐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全国只有13个，到北宋则达到46个。宋徽宗时期全国人口总量已超过一个亿，城市化率超过了20%。

经济社会与工业科技的巨大进步，带动了海外贸易的高度繁荣，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一度超过2000万贯，每年海上贸易抽税近200万贯。北宋大繁荣的国际机遇正赶上西方的阿拉伯帝国与拜占廷帝国从顶峰走向衰落，而南宋在兵临城下维持繁荣的国际机遇正赶上十字军东征。因此，正如《诗经·商颂》所云：“四海来假，来假祁祁”，那种“四夷小国来朝拜，车水马龙各争先”的历史场景，在北宋达到了顶峰。

（二）为什么说“崖山之后无中国”

在宋代，皇帝、宰相、台谏三权相对独立，类似于西方的三权分立。皇帝以“制命为职”，宰相具体执掌国家治理，台谏有监督责权，“各有职业，不可相侵”。

宋太祖曾为子孙立“誓碑”三条，其中一条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因此，宋朝的文官政治和民主政治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文官政治意味着理性管理，宋朝的文官制度，是在唐制的基础上，从公务员的分类、职责、考录、培训、晋升、奖惩、调动、解职，到行政命令的签署、审核、传达、执行、反馈、问责等，都得到了系统完备，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最高水平，相比于汉朝的“内外朝制”和明初的“废相制”，都显得十分科学。正因为如此，宋朝由文人政治自然进入了法治时代，南宋思想家陈亮与叶适曾总结道：“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也;本朝，任法者也。”因此，宋朝在民间租赁、抵押、典当、买卖、借贷、财产继承等所有商业活动，均有周全的法令，为“全民皆商”奠定了良好的法治平台。

前几年，中国社会上有一场关于国家产业政策的争论，但宋朝的繁荣明显在于国家以重商主义为先导，强化经济部门，推行“产业政策”。事实上，世界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经济繁荣，没有政府主导，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体制，很难构建一个科学完备的现代经济体系。

宋朝文官政治的更大作用在于推动全社会各阶层的垂直调整，虽有门荫补官和进纳买官，但亦有“流外出官”。南宋宝佑四年（1256）的601名进士中，平民占417名，官宦子弟只有184名，一改历来由“官二代”占主流的选贤积弊。历史上，物质文明高度发达时期，社会就产生功利化和世俗化，北宋也不例外，但北宋在一片功利和世俗中却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社会福利体系。如神宗熙宁十年（1077）颁布的《惠养乞丐法》，规定每年十月后，各州政府“差官检视内外老病贫乏不能自存者”，每人一日“给米豆一升，小儿半之”。

元灭南宋后，建立了蒙古与金朝的混合政体，他们首先否定了宋朝“天下非君主私有，而为天下人共有”的治国理念，将土地、人口和社会财富变成草原贵族的私有财产。君臣之间不再是“各有职业，不可相侵”，而是臣为君之奴仆，臣任由君宰割。元朝废除了大宋系统完备的法律体系，对老百姓划定职业、颁发路条、随意驱虏；恢复割鼻、斩足、阉割、以及宋朝慎用的凌迟等酷刑，大兴犯罪“抄家制”；全国实行“海禁”“宵禁”，“人殉制”死灰复燃，社会治理体系回归奴隶社会的原始野蛮。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完全继承了元朝粗鄙的国家治理手段，同时直接兼任内阁首长，使元末仅存的一点文人政治彻底归零，全社会整体回归重农抑商。变本加厉的是，朱元璋还发明剥皮酷刑，任意杀人，把国家管制成一个封闭落后、“一人天下”的原始宗主社会。

清人入关初期，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大兴“文字狱”，致使江南士风出现了严重的奴化。庆幸的是，明清两朝的后任统治者均有所觉醒，逐步以儒治世、以文治国，清朝还因此出现了“康乾盛世”。但是，在今天的文化界有一大悲哀，常以“康乾盛世”为题材，对历史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歌颂那些既是八旗主子、又是国家元首、还是政府首脑的“皇阿玛”，扬封建社会之阴光，为“家天下”的皇帝借尸还魂，迷惑历史真相，麻痹子孙后代。

在宋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力登峰造极，唐宋八大家中，北宋占了六位。儒文化下的文人政治中，不乏妥协性的投降派，但更多的是包拯、岳飞、文天祥，以及身背幼帝崖山一跳的陆秀夫，这些为人处世的精神楷模，后代鲜有来人。因此，明末思想家王夫之说过：“二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开明、包容、民主，承载文人理想与梦想的大宋文明至崖山之战后，戛然中断，从人类文明传承的角度而言，宋之“亡天下”几乎是“文明的闪断”。 宋之后的人文思想界，除了王阳明《心学》有所建树之外，再无回天之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魂只是被简单地归纳为朱子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三）现在的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清末以来，受欧洲文艺复兴后的文明启发，仁人志士们都在反思一个沉重的历史人文问题——为什么中华民族还在苦大仇深？但是，一些主流反思者并不是从制度嬗变的角度剥茧抽丝，而是直接炮轰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却亦良莠不齐，本应去其糟粕，扬其精华，但从“五四运动”开始，主流阶层开展新生活运动，以破“四旧”为光荣，不分黑白地砸烂孔家店、控诉传统婚姻、拆毁祠堂、抨击宗族、消灭士绅、开展文化大革命等。几十年折腾下来，作为社会“压舱石”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全面破碎，在法治文明还未全面到来之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文化颠倒、文明混乱、信仰空虚和封建邪教。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推动下，恶俗世风又逐渐从路不遗失颓变为拦路抢劫，从尊老爱幼颓变为扶老讹诈，从见义勇为颓变为救人要钱，如此等等，皆是丢失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报应。因此，当前建设以人性为核心的文化自信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之路。

面对西方的洋枪洋炮，清末理学大师倭仁曾向皇帝进谏御敌之策：“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但是，如果不能“师夷之长，以夷制夷”，一味以中华文明孤居天下，也是要亡天下的。中日甲午海战就是永远惨痛的教训，那是一个封建封闭的帝国王朝，与一个开放进取的现代帝国必然发生的战争，但又是一场必然失败的战争。正如日军统帅给北洋水师丁汝昌的劝降书所言：“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如果说大宋亡国是因为重文轻武的话，那么将来我们再次亡国就是因为在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法治文明之间失之偏颇。因此，我们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建设“中道西术、法礼共治”的新兴中国。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经济是政治的延伸。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个地区得不到发展的政风流弊可以归纳为“重农业而不重工业，重政治而不重经济，重关系而不重德才”。在新常态的今天，一个地区得到发展的政风内涵应该是：“文化与开放并举、政治与经济并重、法治与创新并肩”，这就是行者所理解的中国新常态，基于这种大环境，今天中国有理由再论“宋商天下”。

十四、中日往事

相对于西方文明，谈东方文明不能不说日本。过去几千年来，东方文明的中心一直在中国，而副中心则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日本。在历史上，相对于中国而言，日本绝大多数时间是个狡猾的小兄弟，近代以后曾经蜕变为村中“恶少”，二战以后被迫“改邪归正”，但日本从此不让世界轻视。 中日之间，有几个历史问题需要弄清楚。

（一）中日历史上的友好、斗智与交恶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在历史长河中，双方友好交往是主流。据《后汉书》记载，公元57年（光武帝中元2年），日本和中国已开始交往，光武帝刘秀曾赐给当时日本岛上某小国君主一枚“汉委奴国王”金印，此印18世纪在日本出土，现保存于日本福冈博物馆。

隋唐时期，中日交往渐成规模。日本天武天皇即位后将国号由倭国改名为日本，文武天皇即位后，开始大量派员到唐朝系统学习，见于记载的日本遣唐使有19次，实际成行15次。日本元明天皇时期，曾以长安为模型在京都建设日本新国都，甚至连城门名称也照搬不改。公元753年，唐代扬州高僧鉴真和尚经历5次失败后，终于在第6次成功东渡日本弘扬佛学，成为日本密宗佛教的开山鼻祖。

中日交往历史中也长期战略相持，斗智斗勇。公元607年，日本第二次遣隋使小野妹子携带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隋炀帝认为此国书无礼。第二年隋炀帝派人出使日本，作国书称“皇帝问倭王”，也引起日本圣德太子不满，随后回国书作“东天皇敬白西皇帝”。公元659年，唐朝正在策划灭百济（今朝鲜半岛西南部）的战争，日本第4批遣唐使来到长安，唐高宗害怕走漏消息，遂扣住日本使团不放。

“甲午战争”前，中日曾有几次交恶。公元7世纪上半叶，唐朝和日本都卷入了朝鲜半岛的武装冲突，最后唐朝将领刘仁轨于公元663年在白江口一战击败倭军。元朝统一中国后，忽必烈发动了一场大规模侵日战争，组织战船4400艘，兵力14万，进占至日本附近岛屿，一个月后遇台风而惨败，得生还者仅五分之一。

明朝初期，倭寇开始侵扰中国东南沿海，至嘉靖年间最为猖獗横行，后被戚继光平定。16世纪下半叶，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曾在明朝万历年间侵略朝鲜七年，明朝进行了援朝战争，最后以日本失败而告终。

（二）明治维新与中日近代战争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开始全面终结德川幕府时代，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实行“脱亚入欧”国策，系统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史称“明治维新”。

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日本商船沿第一岛链驶出马六甲海峡进红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与欧洲各国交往变得十分便捷。苏伊士运河使明治维新的日本如虎添翼，日本成为第一个进入海洋战略且第一个快速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东方国家，因此迅速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1872年，日本开始染指清朝藩国琉球群岛。1874年，日本借“琉球漂民事件”进攻台湾，与清朝政府与签订了《北京条约》，迫使清朝从法律上承认了日本吞并琉球的事实。1880年，中俄在伊犁武装对峙，日本趁机正式吞并琉球，改名为冲绳县。李鸿章请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到日本调停无果，其华人随员在发给清皇帝的信中，直述“中国之大害，在弱一字”，中国只有“设法自强，诸事方得自主”。

1894年7月25日，中日因朝鲜半岛冲突，爆发了“甲午战争”，中国洋务运动倾全国之力打造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清朝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并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之后，日本在中国东北长期盘驻经营。

从“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仅仅26年，日本综合国力历史上第一次超越中国。打赢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全国迅速膨胀，之前称中国为“支那”有尊重和上国之意，之后“支那”一词则是讽刺与蔑称中国了。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对张学良的东北军不宣而战（史称“九一八事变”）。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北平挑起“卢沟桥事变”，全面发动侵华战争。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用原子弹分别轰炸日本广岛和长崎。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发表“玉音广播”，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三）日本现代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日本文化的内涵一直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像涩泽荣一那样的儒学大成者，即使在中国历史上也能算是出类拔萃。之前随日本遣唐使来华并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日本留学生有26名，而青史留名的学问僧则有92名。日本江户幕府之神德川家康曾有这样的遗训：“人的一生，犹如负重担而远道，不可操之过急。常想到不自由，就没有不是之感。起非分之望时，宜想到困穷之时。忍耐为安全长久之基，怒为敌。知畦不知负，害至于身。责己宽人，不及胜于过。”句句都是中国圣贤之道，可见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影响之深。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系统学习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教科技、政治军事、法治民主等闪光之处，特别是二战后麦克阿瑟导演的《和平宪法》，以自由民主制度取代了大日本帝国制度，从此形成了日本现代文化的新外延。但岛国日本，资源匮乏，生存困难，也注定了其国民文化中含有欺软怕硬、集群抱团、强取豪夺的海盗狼性。

1945年日本战败时，国民经济已经崩溃，但到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时，日本已是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直到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才超越日本。应该说日本无论是明治维新后的第一次崛起，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的第二次崛起，都归功于中西文化的深度融合。行者上个世纪90年代曾赴日本AOTS，对日本感怀很多，受益也很多，至今觉得中国在很多方面仍然需要向日本学习，特别是精益求精。抛开日本右翼政客，中日之间一衣带水，国民之间确有很多可交的朋友。

虽然在科技与军事上，目前的中国和日本仍有差距，但中国和日本的真正差距，其实是现代文化的差距。从长远而言，中日两国应该是竞争性的兄弟， “终有一战”的战略警觉，也许能使双方阴阳平衡，清醒发展。

十五、中西文明新态势

所谓西方文明，二战之后的主导者一直是欧美联盟，而欧洲实际由德、英、法、意四强国主导。当然，西方文明还有一大批追随者。

（一）法兰克帝国的遗产

公元3世纪，法兰克人作为北方日耳曼民族的一支强大部落，进入了今天的法国南部，时称高卢地区。公元476年，罗马帝国被日耳曼民族的西哥特人灭亡后，法兰克人开始四处扩张。最后，罗马帝国的遗产基本上被拜占庭帝国、法兰克帝国、西哥特王国瓜分。公元800年，法兰克人终于建立了查理曼帝国，疆域大概在今天的德国、法国、意大利及周边国家，因此，查理曼大帝被称为“欧洲之父”。查理曼大帝死后的公元843年，他的三个孙子签订了《凡尔登条约》，将帝国分为东、中、西三个法兰克王国，后经二次瓜分，逐渐形成了今天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国家基础。因此，德、法、意三国都是基督宗教为主的国家，都深浸着日耳曼民族扩张好战的文化基因。二战之前，德、法、意三国一直游荡着查理曼大帝的灵魂，法国拿破仑称帝后连年征战、德国希特勒创立民族至上的纳粹主义、意大利墨索里尼创立军国至上的法西斯主义，都是企图再圆查理曼的大国沙文主义梦想。

德国起源于东法兰克王国，10世纪建立了神圣罗马帝国，13世纪中期因封建割据，神圣罗马帝国事实上已经解体。18世纪，德国北部的普鲁士王国崛起，统一了除奥地利以外的德国大部分领土，并建立了德意志帝国。普鲁士可以说是德国近代精神和文化的代名词，同时也是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军国主义根源。二战之后，为了肃清欧洲战争的精神源泉，盟国将普鲁士领地瓜分，主要并入了前苏联和波兰，今天的俄罗斯的欧洲飞地加里宁格勒州就是当年的东普鲁士。二战之后，德国文化放弃了军国主义，潜心于装备制造，如今已成为欧洲经济的领头羊和世界精密制造中心。

法国起源于西法兰克王国，是文艺复兴后率先崛起的欧洲大国。公元1337年~1453年，为了争夺欧洲老大地位，法国和英国进行了长达116年的世界上耗时最长的战争。公元17~18世纪的路易十四时代，法国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但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血腥味太浓，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间，法国先后经历了两次帝国和五次共和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拿破仑在1804年称帝后，带领法军同欧洲反法联盟打了十几年。1806年，拿破仑下令修建凯旋门，奠定了法国穷兵黩武的个人英雄主义，1815年，拿破仑最终兵败滑铁卢。接着在1870年~1871年发生了普法战争，德国彻底打垮法国。法国随后和英国结盟，参与两次世界大战对付德国，但两次都是虽胜犹败，直到二战之后法国社会才逐步稳定下来。在这个过程中，法国虽然诞生了不少思想家和文学家，如伏尔泰、卢梭、狄德罗、雨果、巴尔扎克等，特别是卢梭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思想源泉，他在《社会契约论》的开头写道：“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中。”很可惜，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并没能为法国当时的革命者深刻理解。罗兰夫人被雅各宾派送上断头台时，留下了那句发人深省的名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法国大革命严重地割裂了社会文明，法国后来先后被英、德彻底赶超，民族文化也逐步走向自由与世俗。

意大利起源于中法兰克王国，文明底蕴厚重，领地先后经过了罗马王政、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西哥特王国等大时代，后来既是欧洲天主教廷的中心，也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经历了文明与野蛮的长期对抗、宗教与科学的严酷斗争，为欧洲文明付出了先驱变先烈的实践代价，却没有太多捕捉到文艺复兴的历史机遇，反而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发源地。德国挑起的两次世界大战，意大利前期都是同谋者，但中途又调转枪口对准德国，可见意大利文化后来变得随意与势力，今天的意大利已经是个标准的二流资本主义国家了。

（二）大英帝国的遗产

大英帝国的历史不同于德、法、意三国。公元前30世纪不列颠群岛上就有人类活动，公元前700年以后，西欧的凯尔特人移入岛上，并逐渐自立自强。公元前55年和54年，凯撒大帝率罗马共和国军团两次入侵不列颠岛，但均被击退。直到公元43年，不列颠岛才被罗马帝国征服成为行省，公元409年，罗马帝国衰败末期撤走了军队，不列颠岛进入了动荡时期。6世纪末基督新教传入岛上，其间日耳曼人逐渐入侵并于7世纪初确立了“七国时代”； 8世纪末丹麦人入侵时，七国统一为英吉利王国对付入侵者；11世纪法国诺曼底公爵率军占领伦敦并加冕为英王威廉一世，英国开始进入王朝时代；13世纪末英王朝征服威尔士，之后在百年英法战争中损失惨重。文艺复兴后，英国开始谋求向海外发展，继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大航海红利之后，英国全面享受了文艺复兴成果，并迅速超越德、法、意三国，在全球率先成为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帝国。一战结束后，大英帝国的疆域横跨七大洲、四大洋，占据地球四分之一土地和人类四分之一人口，并从此掌握世界话语权一个多世纪。

由于大英帝国的殖民地面积是本土面积的约111倍，二战之后，随着世界各民族的独立意识，大英帝国迅速瓦解，但帝国文化遗产今天仍然十分强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是国内大革命为人类社会治理建立了经典模式。相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血腥，英国从封建社会转型为资本主义社会，则是相对温和的“幸福革命”，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过程中，社会各阶层未发生大割裂，社会文明得到了延续传承，确立的君主立宪政体也为社会各界广泛接受。

第二是崇尚高等教育，传承文明灵魂。截止2016年，世界大学50强中英国占10所，世界大学100强中英国占18所，世界大学200强中英国占30所。其中，建立于公元1167年的牛津大学和建立于公元1209年的剑桥大学，一直是西方现代科学与社会文明的重要摇篮，培根、牛顿、达尔文、罗素、霍金、拜伦等西方文明大咖都出自这两所大学。

第三是英国是文艺复兴之后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二战之后，英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转向教育、品牌与金融等第三产业建设，转型成果显著且成功。目前，英国敢于脱离欧盟的原因至少有两点很清楚，一是从历史文明角度英国自认为是欧洲老大，二是英国人自信英镑的硬度不低于欧元。

第四是以核心价值观为纽带的英联邦不可小视。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新西兰等53个国家原来多属于英国殖民地，分别独立后又和原宗主国保持相对一致，主要原因是认可英国的核心价值观。

中国驻英大使馆租约一事有助于说明大英帝国文明为何能得到广泛认可。1874年，一支英国探测队从缅甸进入云南时与当地人发生冲突，英国驻华公使翻译马嘉理被当地人击毙，史称中英“滇案”。为此，清政府被迫于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烟台条约》。1877年，清政府按条约要求，派时任福建按察使郭嵩焘作为公使赴英国“道歉”，维多利亚女王将伦敦波特兰大街49号楼租给清政府作为公使馆，这就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驻外大使馆，郭嵩焘则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驻外大使。行者2016年访问中国驻英使馆时，使馆人员介绍道：这座六千多平方米的建筑，当初年租金是1英镑，租期五十年，1927年到期后，民国政府又续租了一百年，但英国法律规定租金涨幅不能超过一百倍，因此，续租期的年租金是100英镑。中英建交后，新中国成为伦敦波特兰大街49号楼的主人，但英国与民国政府续签的百年租约仍然有效。

（三）美国新权威

公元1492年10月21日，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在西班牙女王的支持下，终于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之后，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相继到美国“淘金”，但动作最大的是后发的大英帝国。1607年~1732年，大英帝国在北美大陆沿海建立了13个英属殖民地，这其实就是美国实行联邦制的历史人文背景。

1775年美国爆发了独立战争，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1787年，美国第一部宪法生效，从此成为一个独立的联邦制国家，至今仅231年。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美国超越欧洲当时最流行的君主立宪制，推行三权分立总统制。1861年~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北方的资本主义势力取得胜利，从而使美国从奴隶社会直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步入了发展快车道。美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最大受益国，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不仅化解了国内大萧条，还承接了欧洲第二次工业革命成果，之后又成功启动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二战以后，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约组织和以苏联为核心的华约组织冷战了几十年，最终华约和苏联分别解体，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今天所谓的西方势力，实际上是美国主导，美英为核心，外围第一层是英联邦国家和欧洲盟国，第二层是日韩等追随者，这是个以价值观为纽带，以科教、经济、军事为后盾的强大同盟。因此，事实上美国是大英帝国文明的最大遗产，并接替英国成为世界新权威。

美国对于中国而言，历史上是友善为主的。1901年，因为义和团运动，清政府和八国联军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赔付白银4亿5千万两，史称“庚子赔款”。从1909年起，美国先后退回庚子赔款约1250万美元，建立了清华大学的前身。美国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国会咨文中讲道：“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此后，中国留学生逐渐从首选日本改为首选美国，并先后培养了詹天佑、胡适、冯友兰、马寅初、竺可桢、梁思成、钱学森等大批中国精英。美国此后又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其中包括了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的清华、北大都起源于美国当年的善举。二战之初，美国并未参战，但派飞虎队支援中国，参战后又和中国并肩作战，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二战之后中国的国共之争，美国先期力主调停，后期也未真正选边国民党。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际局势冲突，中、美在朝鲜半岛和越南先后交手。美国两次失败后，对新中国刮目相看，1971年支持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美国逐渐淡化台湾政府，1979年正式和新中国建交。双方建交之后，中美贸易快速发展，中国迅速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债权国。当前，中国虽然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中美文明之间有重大差别，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文明属性不同。西方文明从希腊文明到罗马帝国，再到欧洲文艺复兴，顶峰是大英帝国，这个过程大约用了三千多年。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哲学思想从地心说到日心说，再到“德先生”和“赛先生”；宗教则从犹太教到天主教，再到基督新教。二战之后，西方最新的文明精华全部集中到了美国，因此，美国目前代表着海洋文明的最高阶段。美国文明属性强调个体权益、契约精神、横向思维、质疑权威、实证实验、领先创新等。相对于美国文明，中华文明则在同一地域绵延了三千多年，作为农耕文明属性则更倾向族群权益、法礼共治、纵向思维、崇拜权威、内心感悟、跟随创新等。中美两种文明源于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与地理环境，从历史上看，中西两种文明特别是中美文明并没有强烈冲突过，倒是西方文明和其它文明长期冲突期间，中华文明起到了缓冲和平衡的作用。因此，长期而言，中美两种文明具有东西互补的稳定性。中华文明作为农耕文明的典范，曾有很长时间领先于西方文明，但就当前形势而言，美国实力明显大于中国，这正是中国深化改革的历史背景。

第二是政治制度不同。美国是资本主义、三权分立、市场经济一只手；中国是社会主义、中共领导、政府市场两只手。这两种政治制度发源于不同的文明背景，各有其文明根基，且有相向性，但不具备互换性。

第三是双方科教实力相差悬殊。相对于中国而言，美国在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生命科学、生物制药、装备制造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美国的创新指数长期名列全球前茅，高于中国十几位；美国的科研经费2016年为5000多亿美元，是中国的2.2倍；截至2017年，全球861位诺贝尔获得主，美国占345人，中国仅占2人；《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2018全球大学100强，美国占44席、英国占9席，中国大陆占2席，英美垄断前10席，美国独占前三强。和平年代，美国对外长期打“科教战争”，从而充实自己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中国改革开放后对外打了十几年的“货币战争”，从而丧失了生产要素优势并形成了房地产泡沫。

第四是双方军事实力相差悬殊。美国的军事思想一直是空战思想、海外战场、战略威慑；中国的军事思想一直是陆战思想、围墙和平、战略自卫，近几年刚有一些海洋意识，就引起了日美警觉。2017年美国的军费开支为6208亿美元，是中国的4.12倍。

第五是双方经济实力相差悬殊。2017年，美国GDP为19.39万亿美元，中国为12.25万亿美元；美国人均GDP约为60000美元，中国约为9000美元。按照目前中美发展速度推算，中国GDP可能会在2035年前后赶上美国，但中国人均GDP在未来100年内都很难超过美国。

（四）中国新道路

河北保定直隶总督府大堂高悬“恪恭首牧”匾额，是清雍正帝1731年为直隶总督唐执玉亲笔手书。恪恭，恭谨恭敬之意也；首牧，第一放牧人也。很显然，皇帝把天下百姓视为牛羊，地方官就是放牧人，这就是封建中国的君民关系。

1912年2月12日，中国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宣布退位，他在退位诏书中写道：“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但是，这既非他被逼退位的心里话，也非逼他退位者的心里话。中国人心中没有上帝只有皇帝，作为两千年的“社会核心”，一朝去之，谈何容易？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率先复辟了83天；1917年7月1日，张勋把12岁的溥仪拉出来又复辟了12天；最后溥仪跑到东北，终于给日本人当了13年的儿皇帝，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行者的奶奶和外婆都是小脚女人，她们三十年前才离开人间。试想一下，在近千年的时空内，中国妇女的双脚全部被缠成残废，这种文化力是何等的强大？“焚书坑儒”而不灭的三千年文明粘性能一刀两断吗？两千年的皇帝能轻易从中国人心中退位吗？中国人心中代替皇帝的“社会核心”应该是什么？这才是中国文化力的强大且可怕之处。

其实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社会精英已经发现中华文明岌岌可危了，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发起了“公车上书”，1898年中光绪帝主导了“戊戌变法”，1899年末爆发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但是，从文明的周期力角度而言，一场文明大变革需要积累三个缺一不可的前提条件，一是强有力的主导者，二是强有力的支持者，三是强有力的执行者。从这个角度看，这些运动显然都是激进主义者自以为是的闭目狂赌，失败是必然无疑的。

因此，中国社会精英认为中国不强大，根子在文化。清帝退位之后，中国搞过两次文化运动，一个是旧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一个是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但两次都是极左地弄巧成拙，一股脑把自己的文化坛子不分好坏全砸了。与此同时，靠勤劳致富的地主被“打土豪、分田地”了，洋务运动催生的民族资本家被工商改造了，开国后培养的知识精英被打成了55万名“右派”！因此，中国左的思想从来都是百害而无一利。

在这种文化土壤中，中国也尝试过西方式民主。在中华民国期间，曾先后选举出过八位总统，其中孙中山是南方片选的、袁世凯是剽窃的、曹琨是贿赂的、李宗仁是背黑锅的，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蒋介石则是军阀操纵的。最后闹得军阀混战，天下大乱，而多数老百姓却对此不知、不管、不问。从1988年开始，新中国试行村民自治，由村民直选村长，但从三十多年的探索看来，这种民主试验并非全面成功，其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内，当选村长的人不少是有钱有势、甚至村匪村霸。试想一下，如果把今天台湾式民主搬到大陆，会闹成什么样子？估计医院和车站的黄牛党都会转行市场更大的选票市场。这就是中国当前的文化特性，也是当前的中国国情。

在外不能用、内不自立的文化环境中，中国折腾了近百年，终于在1978年12月18日走向了改革开放。从闭关锁国的清帝退位到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这个66年当中，中国经历了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浩劫等，非自然死亡一亿多人，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才大体上找到了文明新道路，创造了一个新的“太平盛世”。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周年，四十年来，中国有很多失误与教训，但取得的成就在中华文明史上却是空前的，主要原因可以归为三点：

第一是“社会核心”作用。对于一个信仰不足、心乏束缚的民族，传统文化十分重要。“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这些传统文化观念，今天的中国并无太大改变。中共执政体在这个时代充当了老百姓恰当的“主事”和“一官”，符合中国当前的文化特性。因此，只要能自我纠偏、严惩腐败、传承有序、内部不乱，中共执政体应该是中国长期的“社会核心”。

第二是坚持改革开放。从建设法治中国和市场经济，逐步走向保护私有产权并塑造企业家精神。

第三是坚持和平崛起。“和为贵”是中国先贤孔子提出的文明之道，“不结盟”是毛泽东为新中国外交确定的总基调，“不当头”是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确定的基本国策。这些文明智慧在过去四十年都得到了坚持和执行。

尾声：人类文明的脉络中一直隐藏着两条主线，一条是围绕人性善恶的因果轮回，另一条是围绕族群信仰的生死传承。因此，打造中华文明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在于坚守中华优秀文化的同时，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中道西术、法礼共治，深耕科教、勿忘军事，全面建立以人性为灵魂的制度性竞争力。而一种文明的灭亡首先是族群信仰的灭亡，这一段时间，“明星偷税”“长生疫苗”“佛魁学诚”等事件，既是拷问人性的善恶问题，又是拷问族群的信仰问题。本文封笔之时，窗外已是满天繁星，看着熟睡的妻儿，心中却生丝丝寒意，忽然想起了严复，原本一介儒生，位卑未敢忘忧国！谨以此文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吧！

——行者2018年教师节于红燕堂